中国的地图与方志之间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无论在方志的前身地记、图经中作为主导地位的地图，还是在定型后的方志中作为组成部分的地图，它都是方志文献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因此，研究方志中地图的情况既是对地图研究的需要，也是对方志研究的需要。而方志文献是诸多文献中数量众多、信息涵盖面广泛、资料特征独特的重要文献形式，因此，对地图的研究不可缺少对方志中地图的研究。
　　本文只涉足清代(包括清代)以前的古代方志，民国及其之后的现代方志不属于本文研究对象。
　　为了准确，笔者对方志资料原件进行了抽样调查。抽样在综合志中进行,为了尽可能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原则上覆盖自宋至清现存的各朝代、各地区、各政区级别方志,共272种，另外，为了便于比较研究，还查阅了16种民国方志。
　　由于时间和其他条件所限，抽样不能达到科学性更强的理想状态，因此，除直接对方志调研外，笔者还从一些方志研究资料中收集了相关资料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以弥补抽样存在的不足。
　　本文在对上述方志资料的调研基础上，分析地图在古代方志中出现的状况、方志中地图绘制特点及其与普通地图的比较、地图在方志中的作用及其自身的文献价值。
　　中国的方志文献浩如烟海，笔者所涉猎的只是沧海一粟，因此，从现在的这些文献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可能失于全面和准确，还望专家不吝指正。

一、地图在古代方志中的存在状况
　　方志学界对方志的起源众说纷纭，至今仍无定论，但大家都认同图经是方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图经起于东汉，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盛于隋唐，并在宋元明清仍有出现。而图经之前的地记是否属于方志，学界还有争议。两宋是古代方志体例逐渐定型时期，尤其到了南宋，方志的体例基本定型，直至清代，基本体例变化不大。也可以说,图经是方志的直接前身。因此从另一个角度说,图经和方志是地方志书发展历史中的两个重要阶段和形式，也是现存直接资料和间接记载最多的部分。被某些研究者称为古方志的《越绝书》等作品中“无插图，六朝方志亦无插图，方志插图是从图经开始的”。因此，本文就暂时限于图经及其之后的方志资料范围内。
　　地图在古代方志中存在的状况随着时代、地域、修志者等诸多因素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况，但通过去粗存细，去次存主，重大同略小异的提炼，仍然可以发现一些规律性。归纳起来，可以从古代方志中地图的数量、质量、内容以及地理差异等方面探寻其存在状况，从而揭示这些规律。

　　1.古代方志中地图的数量
　　自东汉至两宋，图经是方志文献存在的主要形式。图经是一种以图为主，辅以文字说明的志书体裁，一般是一图一经的体例，经为图设。图志与其类似，可视为同类。从图经的这个性质来看，其中地图的数量应该是不少的，至少在图经中所占比重不小。从图经发展的历史来看也应该如此。图经本来就是从地图演变而来的，正是西汉绘制的大量地图，才启迪了东汉图经的出现。虽然存世的图经很少，而且大都是经存图佚，但从有限的文献记载，我们仍可得知图经中的地图数量较大。如我国第一部官修总志隋代的《区宇图志》“卷有图，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则卷首有山川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馆图”,“保存着一图一说的〈图经〉古制”。著名的唐代《元和郡县图志》是:“凡四十七镇，成四十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仍保留一图一说的体制。
　　两宋是图经体例向方志体例转变的时期，因此，图经体例和方志体例在这个时期均有体现，但方志体例逐渐占上风，图经也不再是一图一志的古制，文字愈来愈多，而地图则在减少，不过这一时期仍有一部分图经或方志中地图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图量或所占比重较大，存留了图经的遗风。比如，北宋的《元丰郡县志》共二十卷，而图则有三卷。南宋的《舆地纪胜》据称有十六卷地图，只是后来亡佚。
但是，随着方志的体例逐渐形成，地图由主体渐而演变成附庸，图为志设，成为方志中若干部分中的一部分，其地位自然下降，在有些方志中甚至没有地图的位置,将图绘取消。比如,本来根据《十道图》修成的《九域图》在元丰重修时不绘地图，因此将其名改为《元丰九域志》。从北宋到南宋，不少图经在重修或重刻时改称为“志”，如《严州图经》的绍兴年间刻本称为《新定志》。也有称其为“图经”,实则有“经”无“图”，如北宋后期的《吴郡图经续记》即是如此，其书名是因续《大中祥符(路州)图经》而得。到南宋范成大重修时，书名已不沿用“图经”了，改为《吴郡志》。乾道《临安志》、淳熙《三山志》、《吴郡志》、《新安志》、嘉泰《会稽志》、宝庆《四明志》等宋代方志中则已无地图，只在一些有录、图、表、志、传、拾遗等分类、被誉为典型方志体例的方志中存有一定量的地图，如淳熙年间的《严州图经》在清代抄本中仍保留8幅图，嘉定《赤城志》有图13幅，嘉庆刻景定(建康志》有图20幅，清抄咸淳《临安志》有图13幅。
元明时期的方志经历的是从元代的衰退到明代的逐渐复兴的过程，取得的成就不大，所修的方志总体质量不高，其中的地图数量进一步减少。如较为有名的《大元大一统志》《明一统志》《至元嘉禾志》《延祐四明志》《齐乘》等均无地图，在笔者调查的35种明代方志中，总共有76幅地图，平均每种方志有3-4幅图。当然，任何事情都可能有例外，如《长安志图》和《至正金陵新志》就分别有22幅和18幅图之多。但这是个别现象,不代表总体面貌。
清代是方志修纂的兴盛时期，修志数量是以前各朝代无法相比的，现存5700余种，占现存古代方志的70%左右。而方志中的地图数量也在宋元明锐减的基础上逐渐增加了。当然，地图在方志中的数量和所占比重不能与宋代之前的图经同日而语。在调查的220种清代方志中，有26种残，不知是否有地图，另外194种方志中有2115幅图，平均10-11幅。地图最多的是康熙的《绍兴府志》和《济南府志》，均达89幅之多，其次是康熙的《江宁府志》，也多达73幅。清代的各朝情况也有一定差别，′总体趋势也是逐渐增加。在上述194种方志中，各朝方志中的平均地图量分别如下：顺治7幅，康熙9一10幅，雍正19幅，乾隆10-11幅，嘉庆11一12幅，道光15幅，咸丰17幅，同治14幅，光绪9一10幅。由于抽样的局限性，这些资料含有一定假象成分。综上所述，古代方志中地图的数量有“多一少一多”的总体变化趋势，即从宋以前的图经的多，经过元明时期的少，再发展到清代的多。

　　2.古代方志中地图的质量
　　总体而言，方志中地图的质量是与其所在方志的质量相当。而方志的质量一方面随着方志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而异，另一方面也因修纂地或修纂人而异。当然，也不排除个别方志出现这样的情况：文字的编纂或印制质量很高，而地图的绘制或印制质量低，或的变化，这就是康熙年间开始的用经纬网控制的实测地图的绘制。这一科学制图手段的引进，也改变了方志中地图的制图质量。但是这个变化不是随着第一个经纬网实测地图《康熙皇舆全览图》的诞生而发生的，而是到了道光才陆续在方志地图中比较广泛应用科学制图的方法，而且主要表现在采用计里画方的绘制法上，当然也用西方的绘法绘制天文图，但天文图的外圈仍然要标示中国的星宿概念，这种图在康熙的方志中比较多。也有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绘制形式绘的图，有的是摹绘，有的是仿其形式，是否准确还有待于进一步核查。到光绪年间，计里画方在方志地图中比比皆是，应用非常广泛。但并不排除，直至光绪年，仍有仿明代绘法的不科学地图出现。而用经纬网法绘制的地图在方志中出现更晚了，且多与画方结合使用。
　　总而言之，方志中地图的绘制技法变化缓慢，直到清代才开始有实质性的进展，计里画方和经纬网绘制方法的使用，才使方志中的地图具备科学性、准确性，才成为真正可依赖、利用的地图。

　　3.古代方志中地图种类
　　人类社会由简单到复杂，方志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从简单的地记、图经发展到包罗万象的地方志，那么，其中的地图也必定是从简单到复杂。从文献记载和现存的方志资料证实了这一点。
　　宋代之前的图经阶段，以及宋代之后的相当一部分方志中的地图内容简单，种类很少，一般州、县志只有疆域图(或称山川图、县境图等)、城池图(或称县治图、府治图等)、衙署图(或官署图等)、学宫图(或文庙图、书院图等)等。这几种图一直是方志中最基本的地图种类,因为大家都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图四境辨疆域也,图城池思防御也，图公署重政本也，图学校首育才也。”府志除对应的府属图、府治图、府衙图、府学图等外，还有府属各县境及县城图。通志也同样是这祥的对应图种，如前所述《区宇图志》只有山川有县以下级别的行政区图，包括乡都图、都隅图、村庄图、乡保市镇图、城厢图、城分区图、街道图等等；其他还有校场图、义仓图、谷仓图、考棚图、场图等等。当然，清代也增加了一些华而不实的图，那就是风景名胜图。不能全盘否定这些图的价值，但多数风景名胜图只起到了哗众取宠的作用。
　　另一方面，这样描述清代方志中的地图情况，并不等于说所有清代方志均如此。事实上，也有相当一部分清代方志的地图仍然只有疆域、城池、官署、学宫等最基本的几种地图，清初的方志和一些质量不太高的方志尤其如此。

　　4.古代方志中地图的其他表现特征
　　方志中地图的情况可以从多方面揭示，上述三方面是比较主要的，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表现特征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了解方志中地图的情况。
　　就地图在方志中所处的位置而言,一般在“志”之前，或卷首或卷一中，且集中在一起,在地图多的情况下，也只是将其分成几卷，很少位于中间或分散在相应门类下。这是有深远历史根源的，借元代方志学家杨升云的话就是：“为图于首，则职方氏之遗意也。列志于后，则班孟坚之家法也。”地图居于首，在地图种类只限于疆域、山川、城池等几种基本图种的情况下是合理的，但随着方志内容的增加，地图种类也增多，地图与内容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地图集屮于方志之首就有图与内容脱节的问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地图作用的发挥。
　　在笔者调查的270余种方志中，只有南宋的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元代至正《长安志图》、清康熙《余杭县新志》、康熙《绍兴府志》、康熙《蓟州志》、康熙《迁安县志》、康熙《庆都县志》、乾隆《湖南通志》、道光《安徽通志》等10余种方志中的地图分散在相应的门类下，并与文字或图说紧密联系。严格讲，景定《建康志》仍然是地图集中在“志”前的形式。该志在卷一“行宫衙署”之首列“宫城图的左下角注“浙江朱士英绘图”、同治《宿迁县志》在图上注“布衣程步云绘”或“文生张云□绘”,道光《川沙抚民厅志》共有8幅各类图，只在书院图上标“郭曾泰绘图”，道光《江阴县志》在其中的一幅图中注“六严绘”,光绪《清河县志》在其中一图中注“河营候补千总邑人邱振西绘”；或在凡例上提及，如康熙《济南府志》在凡例中记“今礼聘顾陆佳士为城地图者六十三，为山水图者二十六″，康熙《保定府祁州束鹿县志》在“志图小引”落款为“绘图者邑后学耿迁”。绘图者有监生、典史、贡生、附学生、驿丞候选州吏、巡检、补用守备等等，多是无职位或职位低下的，也多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由此可见，在历代修志过程中，尽管很多人口口声声说地图如何重要，但从地图绘制结果和绘制承担人以及绘图者的地位都可以看出在修志中对地图的忽略。

　　5.古代方志中地图的地理分布状况
　　上面是将全国古代方志作为一个集合体，从时问的纵断面对其中的地图数量、质量、种类等相关状况进行论述。但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均衡，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这个差异必定要反映到修纂的地方史志——方志上，当然，这些差异也会在其中的地图上有所体现，也就是说，对方志中地图的研究还可以从地域这个横断面着手，弄清其地理分布状况。
　　根据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现存古代方志500种以上的省有6个，它们是四川、浙江、河北、山东、江苏、河南，300一500种的省依次是江西、广东、山西、陕西、湖南、安徽、湖北、福建，其余的省或自治区的现存方志均在300以下。尽管现存量的多寡并不一定代表实际修纂量多少，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方志的地理分布大势。结合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状况分析，我们有理由说，东部及开发较早的地区，由于经济、文化较之其他地区发达，因而在这些地区的修志也比较兴盛，而方志则有判官廨图、吏目廨图、道衙门图、总镇衙门图、清军厅衙门图、户部衙门图、守备衙门图、监院衙门图等。河北、山西等省在水利方面，也有少量江河图、河渠图、河堤图、泉源图等,在政区图方面也有乡都图、村庄图，还有一种社图。武备图在这两个省的方志中也时有出现，如康熙《霸州志》的兵备道图，乾隆《迁安县志》的三屯营图、喜峰冂图，雍正《山西通志》和光绪《繁峙县志》、《代州志》的边关图。
　　在地图绘制的质量上，浙江、江苏、安徽、上海、山西等省的总体质量较高。在所调查的方志中，绘制精良的地图上海有50%以上，浙江有50%左右，江苏有40%以上，安徽和山西均有近30%，其他省份则比例很小甚至没有。在地图绘制的科学性准确性方面，采用计里画方等科学手段绘制的地图浙江、江苏、山西占30%以上，安徽接近30%，是比例较高的。而上海现存方志有近2/3是清代的，清代方志中多数又是清中晚期的，因此，在所调查的方志中采用计里画方等科学方法绘制的地图比例高达70%以上。

二、古代方志中地图与普通地图的比较
　　古代方志中地图发展的历史轨迹与普通地图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不是重合的，在图经阶段，即隋唐之前，甚至包括以图经为主的北宋时期，方志屮的地图与普通地图的发展水平基本吻合。从南宋定型的方志开始到明代，方志中的地图发展就大大落后于普通地图。到清代，方志中的地图有较大的发展，与普通地图的距离逐渐缩小了。笔者认为，方志中的地图与普通地图出现两条轨迹不吻合的现象是有事物发展内在原因的。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思想的活跃、文化的大发展促进了地图的发展和分化，一部分地图继续沿着图学方向发展，一部分地图则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增加更多的文字说明，图经便由此逐渐从地图中分离出来。无论称为“图经”还是“图刷技术比较成熟的背景下，方志作为以文字为主的文献形式，又是官修占绝大部分，因此一般都会付梓印刷。这样，方志中所包含的地图的图幅大小就会受到一定限制，而且大小不同的地域要绘在同一大小的图幅上，在当时绘制水平和条件下是很困难的事，必然要影响地图的质量；地图的绘制本不如写字容易，能绘地图者远比能写字抄书的人少，因此，即使地图绘制很好，但制版和印刷也成为决定地图质量的重要因素。能将地图刻版，而且刻好版，这在当时是非常难的事。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方志中地图的数量一再减少，质量也不如普通地图。因为普通地图仍然可以手绘，仍然可以按每幅图的需要决定图幅大小，一般都远比书的幅面大，而专门绘制地图与为方志配置地图的用途和意义也有很大差别,因此在绘图人员的配置必然存在差异。一般情况下自然是专门绘制地图的人员水平比为方志配置地图的人员水平高。
　　古代方志中地图的这种落后状况一直持续到元明时期当然丕完全是上述原因，主要是方志的修纂在元代很不景气，明代只是一个恢复时期，虽然方志数量增加了，但质量并不尽如人意，遭到后世方志学界的广泛批评。其中的地图水平不高，地图种类远没有跟上社会的需要，也没有跟上普通地图的步伐，也就不足为怪了。
　　到了清代，方志修纂兴旺，康熙、乾隆、光绪三朝修纂的方志尤多，质量也较高，因此，其中的地图也随势得到发展。而普通地图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方志中地图制作的改进。这时已有不少地图专家加人方志修纂中，承担其中地图的绘制任务，如《湘阴县图志》，是特聘当时的舆地学家邹世诒绘制。再如，《江阴县志》中有著名地图家六严所绘之图。因此，虽然由于书籍开本对地图图幅有很大限制，加上其他原因，致使清代方志中地图的质量、种类在总体上仍不能与普通地图相比，但其本身在绘图技术、绘制数量和质量、地图种类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同时，由于印刷技术到清代也更加成熟，对地图的制版比以前容易一些。因此，诸多因素影响下，方志中乐见的文献。
　　在一些地图绘制比较精良、科学的方志中，地图确实起到了明疆域、晓山川、知城池、通学政等等修志者所期望的作用，甚至还能达到“资考镜”的作用。《长安志图》中多幅汉唐历史图、陵图应是可资考镜之列，而“泾渠总图”、“富平石川溉田图”在紧密结合泾渠图说、渠堰因革、洪堰制度、用水则例、设立屯田等文字的情况下，为李好文阐明其对水利方面的观点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四库全书总目》中称乾隆《福建通志》：“如沿海岛澳诸图，旧志所不载者，皆为详绘补人，足资考镜。”而光绪年间郭嵩焘所纂的《湘阴县图志》则分舆图、表、志、传四体。舆图列于首，并多达5卷，共计78幅图，这是县志中地图最多的一种方志。地图的种类也比较多，分为经纬图、总图、城图、沿革图、水道图、二十九局分图。为求地图之精审，还特聘了当时舆地学家邹世诒绘制。每图之后，各有详细考证注释，以符合图经志纬的模式。该志修纂者认为：言地理者“必资于图，州县地志之名图经，山水方域，于是焉详，故亦或曰图记，或曰图志。图以为经，志以为纬，隋唐相沿，志地之书皆然也。元明以后，踵事增华，专详人物事迹，而舆图反在所略”，由于图易亡，因此，“后之志地者，无敢以图名，亦势然也。此志于方域广轮之数，椭圆袤长犬牙相人之形，并于图详之，题曰《图志》，非独以上溯隋唐地志之原，亦纪实也”。可见，绘图之目的是为纪实，绘图之要求是地图之精审，绘图的结果确实使地图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有不少方志中的地图并不能起到应有的或期望的作用。初步分析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阻碍地图作用的正常发挥。
　　(1)地图绘制欠精审，只追求美观、浮华，谈不上科学性和准确性，最多只能起到示意作用。方志中几种常见的地图中学校图、官署图等在历代方志中几乎全是用形象的绘画手法绘制，有些图只追求美观，并不考虑建筑实际布局和房屋形制，因此参考价值不高，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有些修纂者牵强附会，绘制一些风景名胜图。《四库全书总目》就批评这种现象：“景必有八，八景之诗必七律，最为恶习。”
　　(2)地图种类稀少，地图的整体作用无法发挥。《元和郡县图志》以在唐代即有一镇一图之地图规模而著称于世，但地图仅仅局限在疆域图上。即使绘制精良(因图早在宋淳熙时已亡，佚故已不知绘制情况)，充其量也只是各节度镇的疆域图或山川图，就地图总体的作用而言实在太小。方志中地图种类的丰富应该是清中晚期了，这个时期的地图非常注意实用性，地图的作用也随之真正发挥出来。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很多方志地图的作用是不尽如人意的。
　　(3)地图绘制粗劣，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为地图绘制比抄写书要难得多，因此，或因绘图能力所不及，或因印制技术所欠缺，也可能因修纂者敷衍塞责，只追求形式上尊古制或合体例，并不问纪实否、精审否，种种原因造成了地图质量极差，根本不可能起到地图应有的作用。

　　2.古代方志中地图的资料价值
　　地方志本身就是海纳百川般的地方资料信息、宝库，因此，尽管有不少古代方志中的地图所起作用不尽如人意，但作为集合体的方志地图还是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县级以下的某些行政单位，尤其是地方特色较浓、文献记载较少或后来消失的行政单位，有可能在古代方志的地图上有较清楚的记录，如不同时期的“都”，还有“图”、“社”等，而一些建置沿革图比较清楚地反应了一地的历史变迁情况，有些变迁可能没有文字记录，或很难记录清楚，但一幅简单的地图却可能清楚地记录着一切。绘制详细的城市图可能也是研究城市建置、布局、建筑等等方面的重要信息源，就像《平江图》一样给七百多年后的我们带来很大的研究空间和想象空间。古代方志中的很多专业地图，如各种水利图、历史图等等蕴涵着非常丰富的信息，可以从各方面挖掘利用。

　　3.古代方志中地图的制图学价值
　　古代方志中的地图不仅是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言而喻，也是地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地图难于保存，包括宋元在内的宋元以前的地图很少传世，除几种出土文物中的地图和几种石碑保存下来的地图外，就是因书籍形式幸免于难的图经和方志中的地图。也就是说，图经和方志地图是古代地图学研究的重要实物依据，“虽然现在见于刻本书中的这些历史沿革地图和研究经书、史书所绘的区域图、山川图等，大都较为简略，但是它们代表着中国传统地图学的一个方面，同时还反映出当时史学家的制图思想，所以这些地图是很宝贵的。”
　　明清方志数量远远超过宋元时期，其中的地图量自然增加了很多，自然也应该是地图制图学的重要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