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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的古城墙


关于成都的城墙建设,最早可以追述到成都筑城之时。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成都地区成为秦王朝的一个行政区域——蜀郡。公元前310年,秦王朝的蜀郡守张若在秦并巴蜀的主要策划者与指挥者张仪的策划下主持修建了成都最早的城——龟城。在许多古代典籍中记载了这样的一个传说:当初筑城之时,张仪本想着和咸阳一样用夯土来修建城墙,但是无论修几次最终都垮掉。最终只好按照巫师的建议,按照一个神龟行走的路线来修建城墙。所以那个时候的成都城又被称之为“龟城”。这个故事虽然只是一个传说,但是确实有一定的真实性。由于古代“属地土惟凃泥,古难版筑”(《全蜀艺文志·城隍庙记》),所以建城时只能“顺江山之形”(《成都古今集记》)。这就意味着成都不能和我国古代很多城市一样呈现出完全对称的一条中轴线,只能因地制宜,选择更加平坦的地方来修筑。所以在现在看来,古代的成都并不规整,甚至可以说不方不正。也有一种说法是成都“龟城”的由来是因为在秦汉时期,成都城形似乌龟,由此得名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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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成都略图)


在这个时候的成都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色,整个成都城是由大城和小城两个相连的城组成的。大城在东,其中有蜀郡的官署,有居民区和手工作坊等等。小城又称为少城或者子城,紧邻大城以西。少城的东墙就是大城的西墙,整个少城的范围大部分都位于今天的青羊区内。但迄今为止,成都并没能发掘出秦汉时期的城墙遗址。成都城的这种大城之侧接少城的布局成为了成都的一大特点,以至于在一些诗人笔下“少城”成为了成都的代称。

秦朝之后,无论是汉、晋、隋虽然都对成都的城墙进行过大范围的翻修,但基本格局都没有发生大的改变。直到唐朝,由于南诏地方势力的崛起让成都自秦朝以来修建的龟城不堪重负,所以当时的四川节度使高骈思考再三,决定重新修建成都城。这次的修建不仅仅只是翻新,而是进行了全局的规划。让成都曾经的河道流向发生了改变,并且挖掘了人工河道,是的成都城四周都有了护城河作为保护。这也是成都第一次在城墙外有了完整的护城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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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城墙遗址)


唐代以后的成都城墙也是基本沿袭了唐代之后的格局。但在罗城的局部地区修筑了延伸的外郭,但是在宋朝就已经完全毁去。明代在唐代罗城的基础上重修了大城,与过去不同的是,大城依旧保留了秦时龟城不方不正、不南不北的格局。而重新修建的皇城却是方方正正,按照正南正北规划的新城,南至西御街,西至东城根街,北至羊市街,也被称之为皇城,明代的蜀王府就坐落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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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成都略图)


现在在成都还能看到的最大的城墙是位于青羊区北较场西路的北较场古城墙。这段北较场城墙,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城墙长约15米,宽约15米,高约10多米。最底部3层用红石条砖砌成,近20厘米厚,上面81层是青色城墙砖,最上面用镂空砖砌成。北较场位于成都西北角,自清代,朝廷在城内东西南北各设一个较场,驻扎士兵,练习弓马骑射,此处因占地最广,列四大较场之首。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培养训练西南片区的军官,在北较场之前军事学堂的基础上设立了黄埔军校成都分校,之后搬迁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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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较场城墙)


清代时期,所有的满蒙男子都被编入八旗,在清末管理松弛前不能从事工商行业,出生就是军籍。当清朝政府被推翻之后,这些旗人也就失去了收入来源。如果不能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成都可能出现动乱。在满清被推翻之初,旗人的情绪大多十分紧张,多年库存的武器也被分到了青壮年之手,在城中还有成营建制的满蒙士兵。在这个时候,四川保路同志会副会长、军政府副都督罗纶作为谈判代表,最终达成一致:除了基本生活之外,在西城根街建立了手工作坊。此举保证了旗人的生计问题,成都终于和平易帜。为了表现汉人组成的新政权对于旗人不再如清王朝一样搞民族歧视,要一视同仁,五族共和,所以将手工作坊命名为同仁工厂。在工厂倒闭之后,就把同仁工厂所在的这条街由西城根街改为了同仁路,这也是为什么成都只剩下东城根街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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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纶)


由于同仁路的位置就是老成都的城墙边,所以这十几年间在同仁路陆续发现了成都古罗城城墙的遗址,可见成都的城墙从唐代到清代都几乎没有移动。在今天的上同仁路与二道桥街的交口处,可以看见这段建筑,这就是罗城遗址标志的位置。这个建筑是由从罗城遗址上收集到的条石和古砖修建,作为罗城遗址的标志,可以算得上是在今天凭吊唐代成都的一个好去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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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路罗城遗址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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