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之国从古至今民间习武风甚浓，形成了闻名天下的“峨眉派武术”。练习武术，在四川叫“操扁挂”，在城镇乡坝、士农工商、三教九流中都不乏爱家。

在清朝时，四川|各地就遍设“武棚”“箭道”，专门聘请武艺超群者传授“弓、刀、石骑射”。学武的人去“武科”考试，逐级考取武童生、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

青羊宫打擂台入口大门

清朝末年，青羊宫内就常有武术表演和打擂赛。辛亥革命后，虽已改朝换代，但武风照样浓厚。1912年，居住成都的武林名手马镇江、马宝、刘崇俊等，以提倡国粹、强国强身为名，在成都忠烈祠正街正式成立“四川武士会”，推省都督尹昌衡为名誉会长，马镇江为会长，刘崇俊为副会长，尹昌衡的镖师“铁人”马宝实际负责。于是乎，早晚都有“操扁挂”的人在武士会里打拳踢腿，耍刀弄棒，其中技艺精良者推荐至四川军队中充任武术教官或各级军官。

民国时期的“打金章”

1918年，四川军政当局以团结尚武为号召，在成都青羊宫举行首次全省打擂。当时共设三组擂台，第一组擂主为督军的查马长李国超，副擂主为唐伯坍、唐公辅；第二组擂主为余发斋,其子余鼎三为副擂主；第三组擂主为马宝。每组主台三日。比赛结果，公认李国超武技精湛高超。

自此以后，除特殊情况外，每年春季成都羊宫“花会”时都举行一年一度的打擂赛。武风之浓，以至前清遗老，有名的骆状元(骆成骧)，除了翘起胡子吟诗作赋外，还挽起袖子跳跳蹦蹦地打拳射箭，来他个“老夫聊发少年狂”…1925年他还亲自主持，取得军政当局赞助，在少城公园半边桥边修建四川武士馆，正式成立“四川武士总会”。一代文魁的状元公成了武坛领袖，担任馆长，刘崇俊任馆长。1929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省市国术馆组织大纲》,于是在成都成立“四川省国术馆”,省主席刘文辉任馆长。除特殊情况外，每年春季仍按旧例进行擂台赛。

为啥叫做打金章呢？这就涉及到输赢问题，打擂台是采取的淘汰制，先要打进“资格”赛，然后有“资格”的选手们，打赢的一半夺得“蓝章”，接着再打，打进前十名的夺得“银章”，最后再打，打进前三名的夺得“金章”。

青羊宫花会 上“打金章”的奖牌。

打到金章的人，兴高采烈，激动不已，上台来领取金章和证书，在胸前戴上大红花带，骑上高头大马，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众人前呼后拥鞍前马后拥着三名金章获得者在成都市内打马游街，威风八面，同时有专人以最快速度到其住处，在门口贴上大红喜报，金章获得者要向老师送礼，以感谢培育之恩，亲朋好友要摆上宴席为其祝贺，其整个场面就与清朝获得武状元的一般相类似。有些打到了金章后还意犹未尽，后又再次来参加比赛，打得两金章的，要将名字刻在省国术馆(现人民公园东门傍)门前石匾上，以示褒扬。成都景书堂，张福全，眉山朱仲康等都获得过两次金章。打到金章就会有人来下聘，有些被军队聘去当了教官，有些被聘到了政府机关和学校担任武术教员，有些去给大商贾做了保镖，再一些则以金章为招牌开棚授徒，总之打到了金章就意味着未来有了生活保障和社会地位。

成都博物馆打金章全息影

那些打输了的人则垂头丧气，发誓回去苦练，明年再来，因而每次比赛，各地选手都是认真准备，全力以赴，交战异常激烈，当时的规则是生死各自负责，因此有些选手为表决心还将棺材抬到了现场，但由于选手们都是有一定功底的，加之裁判的正确掌握，虽常有打伤的情况，但终没有出现过打死的事情。每场比赛四个副裁判站在擂台下面的四个角，一个主裁判在台上手拿铜钤宣布比赛开始或结束，主裁还要将双方比赛过程中的行拳走式，交手招法向观众及时讲解，打完后还要向选手讲解，以使双方心服口服。

由于报名人数的不同，每年打擂的时间长短不等，有时候在青羊宫花会期间就能结束，长的要打到端午节，赛场地点也要换，从青羊宫换到少城公园，也就是现在的人民公园。

少城公园

因为各种原因，1953年后，“打金章”停办，80年代后，虽然又陆续兴办过数次，但每次重出江湖，都像是一种对当年的致敬，而不负当年全民参与的盛况，老成都的打金章，也成了历史长河里的一段经典。

这场由马镇江为会长的省武士会发起和组织而后由省国术馆延承的这一长达三十多年的打金章擂台赛极大的推动了四川武术的普及和发展，造就了无数的武林高手，其规模和影响无省能敌，为中国武术的发展做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至今都还为老成都人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