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是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著名画家张善子和张大千先生既取意《大风歌》，又撷明末清初画家张大风之名，为他们的画堂命名为“大风堂”。张氏昆仲不虚此名，在二十世纪的画坛挥毫扬风，艺振寰宇。

大千先生仙寿八十有五，从艺七十余载，仰天纵之才，尽毕生之功，踪迹先贤，遍游名山，熔铸古今，集先古画学之大成，施墨成画数万余帧。工笔写意均入妙境，山水、人物、花鸟皆富神采。其清丽俊逸之笔，纵情泼彩之韵，令中西雅士神往。他的才情与勤勉，胆识与阅历皆非常人所能企及，正如徐悲鸿先生所誉：“张大千，乃五百年来第一人也！”

“五百年来第一人”

四川博物院对大千先生画作的收藏，也堪称富甲一方，尤其是临摹敦煌壁画。随着您眼波的流动，那一幅幅金碧巨制，一层层清逸笔墨，一枚枚玲珑玉印，一段段过往旧事将牵引您走进一个非凡的大千世界

张大千（1899.5.10-1983.4.2）原名正权，后易名爰，又名季爰，四川内江人。师从曾熙、李瑞清研习诗文书画。一度为僧，法号“大千”，又称“大千居士”。他早年喜摹清初四僧石涛、朱耷、石谿、渐江之作，后上溯宋、元诸家。善山水、花卉、人物，工笔写意俱佳。40年代初远赴敦煌临摹壁画，画风为之一变，善用重色，饱满浓丽，后创泼墨泼彩画风。五十年代后栖身海外。1958年，写意画《秋海棠》荣膺纽约国际艺术学会颁发的金奖，张大千被公选为世界第一大画家。1978年移居台北，于1983年4月2日因心脏病仙逝。

张大千艺术馆内成列的景观

绚丽佛韵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

张大千先生从老师和朋友处多次闻悉敦煌艺术之雄奇，于是心生游历之念。1941年春至1943年夏，他耗费巨资，携带各种器具，同两位夫人杨宛君、黄凝素，次子张心智以及画家孙宗慰、肖建初、谢稚柳等远赴敦煌，偏居两年零七个月，摹习壁画。

他认为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非一般匠人所绘，而是名家的杰作，是人类文化的奇迹。敦煌之行成为大千先生艺术生涯的转折点，是日后泼墨泼彩画风的发端。

“束装远行”

张大千先生一行去敦煌时，先乘小飞机至兰州，然后换汽车、骡车入敦煌。其路线为：

成都——兰州——青海塔尔寺——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安西——敦煌。居住于敦煌上寺。

“十大影响”

大千先生认为敦煌壁画对中国画坛有十大影响：

一是佛像、人物画的抬头。

二是线条的被重视。

三是勾染方法的复古。

四是使画坛的小巧作风变为伟大。

五是把画坛的苟简之风变为精密了。

六是对画佛与菩萨像有了精确的认识。

七是女人都变为健美。

八是有关史实的画走向写实的路上去了。

九是写佛画却要超现实来适合本国人的口味了。

十是西洋画不足以骇倒我们的画坛了。

——张大千口述

曾克耑笔录《谈敦煌壁画》

“精心准备”

为了做好临摹的充分准备，先生托友人从青海塔尔寺等地购买画布、纸笔、胶粉；从西藏（据说是从印度或缅甸进口至西藏的）运来石青、石绿、朱砂等矿物颜料；又从西宁、兰州等地采办日用品，前后动用了七十八辆驴车才运至敦煌。

1942年，先生又专门从青海塔尔寺聘请了藏族喇嘛画师昂吉、三知、格郎、罗桑瓦兹、杜杰林切赴敦煌，帮助准备画布和调制颜料。

喇嘛画师用绝技制成的画布天衣无缝，布面光滑；自制的佛画颜料历久不变；金粉的亮度绝无仅有；木炭条细如发丝，宽如面条，刚柔适度。所以藏族喇嘛画师的鼎力相助是不可缺少的

“临摹之功”

先生学画时，非常重视临摹古画，他强调“师古人之迹，先师古人之心”。（张大千《对大风堂弟子刘力上的谈话》）

在摹习方法上，他认为：“临摹，就是将古人的笔法、墨法、用色、构图，透过一张又一张的画作，仔细观察它的变化，并加以了解、领会、深入内心，达到可以背出来的程度。然后经过背临过程，使古人技法运用自如，最后把古人的东西变为自己的。”（张大千《对友人的谈话》）

致张文修的信函

“原貌重现”

大千先生在《谈敦煌石室》中说：“敦煌现存之（壁）画，约三分之二已变色，其余完美如新。其用银朱和粉绘色者大都变为黑色，现临摹者以皮肤为黑色，实为大错。石青、石粉所绘之部现尚崭新，而粉与石彩、银朱均不能混合，一经混合，经久即黑。”

基于对壁画的色彩分析，大千临画的方法是透过现象，恢复原状。凡现状有变色或破损处，尽可能推测其本来面貌。其目的在于学习古人的造型设色和用笔方法，为己所用。

“躲避土匪”

1943年3月22日清晨，先生忽闻有土匪来袭，他们只得躲在莫高窟位置最高的第三百零五号窟，洞口由几名保安警察守卫，一名喇嘛骑骆驼出去求救。另一士兵独自携带武器入山，频放空枪，声东击西。整日枪声不绝于耳。晚上城内驻军赶来，巡逻达旦，土匪方才离去。所幸人和画均无损伤。后来先生说：“这一天是在敦煌两年又七个月中最不好过的一天了！”

“虔心写佛”

莫高窟洞内光线阴暗、空间有限，壁画色彩多已褪败，在摹制壁画时，须克服技术上的各种困难。先生常常叮嘱众人不要碰损或弄脏壁画。

他们每日清晨入洞，薄暮而出，个个蓬头垢面。先生常常一手持烛，一手执笔，或立于木梯，或蹲或躺卧于地，经数十次观研之后方才落笔。其艰苦远非常人所能想象。正如作家高阳所说：“张大千在敦煌是艺术上的苦行僧，精神上与玄奘西域取经有相同之处，表现力他的勇气、毅力及对艺术的虔敬。”

临摹隋唐间释迦说法图轴

临摹初唐璎珞大士图轴

仿八大山人孤石图轴

张大千等合作秋英群菊图轴

行书轴

南国仕女图轴

清逸俊雅

——张大千早年写意画作

峨眉清音阁图轴

张大千、溥儒合作山水图轴

大千先生早年习画从文人水墨画入手，师崇八大、石涛、石谿、渐江；又撷韵徐渭、陈淳、唐寅、吴伟、张大风等，常背临古画，融通古今，自成一家。笔墨风格清新俊逸，颇承元、明、清以来的文人水墨画传统。此处呈现的是大千先生1930-1948年间的作品，从中可静赏先生早年的笔韵，并感知他对传统笔法的继承。

“热血赤心”

1938年初，先生在北平因拒绝日伪笼络，一度被日本人拘留，获释后，经多方努力才逃至上海，后由香港回到四川。

为呼吁抗战，先生回到重庆与画家们发起《抗日募捐画展》。又同兄长张善子先生共绘画作，由善子带到欧洲、北美举办《张善子、张大千兄弟画展》，为抗日募捐，尽匹夫之责。

水墨观音图

仕女休憩图轴

芭蕉竹石仕女图轴

墨竹图轴

“艺震画坛”

1941年夏，张大千将二十余幅临摹本寄回成都，委托友人举办《张大千西行纪游画展》。此时人们对先生的画作褒贬不一。

1943年8月，摹本在兰州展出。有许多人重金欲购，均被先生婉拒。

1944年1月，展览在成都举办，各界盛赞。

1944年5月，展览移至重庆，引起轰动。

1946年10月，摹本于上海展出，震惊艺坛。九州盛起“敦煌热”。

1950年春，受邀赴印度展画，大受欢迎。同时先生考察了印度的佛教艺术，得出结论：“敦煌绘画是中国人自己的艺术。”

1957年，作品由《朝日新闻》主办在日本东京展出，轰动东瀛。

大千先生远涉敦煌，能为人所不能，敢为人所不敢，在两年又七个月的时间里，洞悟“法相庄严”的艺术精髓，共摹写了270余幅作品，从敦煌艺术之中，他重新觅回了中国绘画的色彩光芒，并使之成为日后泼墨泼彩画风的神旨所在。敦煌之行成就了大千，使其磨砺为器，终成借古开今的一代大师。

半遮面纶扇仕女图轴

神女图轴

“大千造纸”

1939年秋，江南沦陷于日寇之手，宣纸短缺。经“诗婢家”郑伯英先生介绍，大千先生赴四川夹江会同“槽槽户”（专门造纸的农户）改革原料配方，反复试制，设计纸帘、纸样，制出新夹江国画纸，四尺乘二尺、五尺乘二尺五寸两种规格。在纸的两端做云纹花边，纸上布有“蜀笺”和“大风堂造”字样的暗纹。先生以五六倍于普通纸的价格，一次就订购了两万张。

玉印珠辉

——张大千用印拾零

大千先生一生用印在三千方以上。早年多为自刻，后结识陈巨来、方介堪等篆刻家后，其用印则多出自这些名家之手，据不完全统计，为其治印的名家至少在四十位以上。

先生用印极为讲究，对印章的外形、印文的风格和印泥都有他独到的见地。他的印章大多每隔五年就要更换，一是为面目更新，而是为防人制假画。

此处陈列的是大千先生的一小部分用印，它们有的出自张大千之手，有的分别是由方介堪、陈巨来、李尹桑、邓尔雅、寿玺、简经纶、邓散木、顿立夫等著名篆刻家所作。

陈巨来印

方介堪印

“悟道山水间”

先生一生曾三上黄山、四上峨眉、久居青城。从山水之中领悟画理。1927年5月，先生与其兄善子第一次上黄山，当时黄山尚未开发，他们请了十多个工人开道搭桥，在山中寓居数月，写生、赋诗。1930年他们与黄宾虹、郎静山等人组织了“黄社”，为开发建设黄山作大规模的宣传。 

黄山之行令先生体味到：领略山川灵气要深入其间，栖息其中，体会物情，融会贯通，所谓胸中自有丘壑之后，才能绘出传神的画。

“情眷秃笔”

大千先生之多情，不唯书画与山川，朋友与美人，对手中之笔也付之以难舍的眷恋，仿佛笔如知己，皆有灵魂，不可随意弃置，所以他在庭院中独辟一处掩埋秃笔，并竖“笔冢”之碑以寄其情。

1949年先生赴印度展画，临行前对家人和弟子说：“我们费尽千辛万苦临摹来的二百多幅敦煌壁画我一幅都没卖，不管求购者愿出多么高的价钱，其原因就是我早已决定今后要把这批摹品全部献给国家……”

1955年，张大千先生的家人将先生留下的临摹敦煌壁画及白描画等捐赠给了四川博物院收藏。如今在这里观赏到的部分画作就是来自这次捐赠，在此让我们向先生及其家人致以深深的敬意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