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内容丰富，包罗百科，与很多学科关系密切。因此，李泰棻1935年出版的《方志学》即提出修志须具备多种“辅助学识”，包括地理学、社会学、年代学、考古学、古泉学、语言学、系谱学、心理学、经济学、法政学及其他科学知识。

新方志要作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相统一，真正成为现代方志，其关键也即于科学性。胡乔木1980年提出，要以“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体例”编修新方志。1981年，他又提出：“新的地方志要比旧志增加科学性和现代性。”1986年，他再次强调：“地方志应当提供一种有系统的资料。这种有系统、有组织的资料，应是一个整体。为了研究地方志各门类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里面涉及许多学科，从历史学、各种专门的史学、史料编纂学、自然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到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也可以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部分）、社会统计学、社会学、民俗学等等。……这对方志学的建设会有很大的帮助。”新方志要科学化、现代化，必须与现代科学相结合。方志要为百科所用，百科也要为方志所用。努力吸收、借鉴现代相关学科的科学理论、科学方法与科学成果，是增强新方志科学性与提高新方志质量的必经之路，也是创建发展新方志学的必由之路。

方志与很多学科都有关系，这里，只能就与方志关系较密切或较重要的相关学科，进行一些讨论。

一、方志与历史学

志与史（此处指描述历史发展过程的记事之史，非史论），关系十分密切。上古史、志不分，前人即有所谓“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郑樵《通志总序》）的说法。《春秋》、《尚书》是古代重要的史著，同时也是方志的源头。志在发展过程中，吸收、改造了史的体裁以完善其体例，而历代正史中也运用了志的体裁。志所记述的一些内容，也是史所需要反映的，志可为史提供资料，“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梁启超《龙游县志序》）。史、志还有着基本相同的编写原则与治学要求，且均有资治、鉴戒之作用。

但史、志有别，相互不能取代。其区别在于：

（1）对象与任务不同。史所反映、研究的主要是社会现象，即以人类社会活动为中心，以政治变革为主线，目的是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史也要记录一些自然现象，如自然灾害，但其目的是为了说明这些自然现象对人类社会进程的影响。志则社会与自然并重，主要反映本地自然与社会各方面的基本情况，为社会保存和提供有关系统资料。传统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主体，多以人系事，地方综合性志书，以事物为主体，多以事系人。

（2）内容重点与资料来源不同。志详史略，史重宏观，举大弃小，志则宏微俱备，内容广泛；史重过程重规律，志重结果重资料说明；史重过去，志重现在，所谓“隔代修史，当代修志”；史重反映过去，故主要依靠文献资料，志详今略古，以记录现状为主，既要利用文献资料，还须通过社会调查取得更多“活资料”。

（3）体例不同。史纵志横，即史以时间为经，纵向反映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与规律，志则横分门类记述各方面的发展变化情况；史、志均有纵横，但史以纵为主，志以横为主。史重史观，史论结合，褒贬分明；志重史实，重资料，述而不论，寓褒贬于记述之中。编写体例方面难点也不同，史难在分期，志难在分类。

志与史，可谓同源异流，交叉渗透，相互为用，殊途同归，既有共性，更有个性。

方志从传统史学充分吸收了有益的营养成分，新方志更要从现代历史科学吸收营养成分。首先是学习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唯物史观来认识和反映社会现象。其次，是学习、借鉴历史分析与研究方法，如将事件、人物、制度等放在特定时间与空间条件下分析认识的历史分析方法，以及比较研究、系统研究、计量研究等历史研究方法，均宜借鉴。再次，是对史料搜集、整理、运用的方法及现代史著的某些体例与编纂方法，均可结合方志编纂实际，适当借鉴吸收。此外，新方志还应反映重要的历史新发现、新成果。

二、方志与地理学

方志与地理关系之密切，甚至超过方志与历史的关系。

方志与地理，也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尚书·禹贡》、《山海经》既被视为地理书，也被视为方志在远古的源头。中国古代，方志与地理，可以说是同时发展，相互影响的。《隋书·经籍志》云：“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可见，正史中首部地理志的资料正是来源于早期方志“郡国地志”。另一方面，地理也往往以地理志的形式出现在方志之中。

早期方志，主要是历史地理、经济地理的内容，故历来被视为地理书。公私目录著作均将方志归入地理类，清王谟《汉唐地理书钞》就辑有七十种方志著作。民国时期王庸《中国地理学史》共四章，第三章即“地志史”，直将方志视为地理。当代研究中国古地理学史，仍将方志作为其重要研究对象，如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除各章利用方志资料外，还专辟了“地志的进一步发展与规范化”一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也有“方志的发展概况与地理价值”专题。

古代一些地理学家，还往往参与方志纂修。如清代地理学大家戴震，他认为方志为地理书，并以研究舆地的成果与方法用于方志纂修。他认为“沿革定而上考往古，乃始无惑”（《应州续志序》）。“疆域辩而山川乃可得而纪”（《乾隆汾州府志例言》）。清代蒋湘南《游艺录》也强调：“但明地理家法而不明史法，或明史法而不通地理家法，皆不足以撰州县之志。”前人早已认识到历史、地理的理论与方法，对于纂修志书的借鉴意义。

近现代以来，地理学得到充分的发展，形成了很多分支学科，研究也更细化与深入。与方志关系较密切的地理学科，有区域地理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又分为经济地理学、人口地理学、聚落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旅游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等。

新方志的自然地理部分，对于自然地理学的成果与分类及表现方法的吸收借鉴较为明显。方志界对人文地理学的认识与借鉴，则远远不够。

区域地理与地方志，都是对特定地域内自然环境与社会活动各方面的记述，都具有区域性与综合性。但地理更突出关注人、地之关系，记述有关变化。这正是方志编纂需要借鉴吸取的，志书对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既不能孤立地反映，也不应静态地反映。

三、方志与经济学

历代旧志以资治为主要目的，重视的是统治经验及有关政治、军事及税赋的资料，而对生产、流通领域的经济活动，多不重视。在长期的自然经济环境下，生产力发展缓慢，生产技术、作物品种及其他产品，变化也不显著。因此，旧志经济方面的内容不多，特别是生产力及经济管理的内容更极少。

但是，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经济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生产力是最终的决定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经济有了空前巨大的发展，当然其中也有起伏曲折，有经验教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发展经济成为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而且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重视经济，着眼于认识经济国情而反映好地方经济的发展变化，是时代赋予新方志的光荣任务。

已经出版的新方志，一般都用了40%左右甚至更多的篇幅记述经济，但真正反映深刻的并不多见。原因之一，即在于修志人员多为学文史者，同时对经济学、经济史学的理论与知识学习、借鉴不够，修志所做的主要还是对各方面经济资料进行汇集的工作。

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等经济关系，研究经济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占主流地位。1978年以后，开始引进西方经济学。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强。因为中国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而西方经济学的理念正是市场化社会的理念。与此同时，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又逐渐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新发展。新方志反映的主要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情况较复杂。因此，必须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建设市场经济的理论为指导，认识和反映经济活动、经济现象。

新方志要在经济理论指导下，反映从产品经济到商品经济的变化发展，反映先进生产技术与落后生产技术并存，多种所有制及多种管理体制并存，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小康、温饱、贫困等不同生存状态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面貌。反映好经济活动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重要环节。从宏观到微观，从生产到消费，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历史到现状，全面、系统、立体地反映地方经济状况，反映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及兴衰起伏，体现经济发展的规律。根据经济学理论，构建志书经济类的整体结构体系；注意反映经济部门之间的相互制约与联系；注意分层次反映，既有综述、概述、行业基本情况，又有典型企业、名优产品。努力使志书经济类也成为内涵丰富、层次清晰、全面系统、联系紧密的有机整体。

除了一般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史学也应学习与了解。历代方志为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而学习中国经济史，包括行业经济史，对于了解地方经济发展的大背景，比较、认识地方经济发展状况与所处地位也极为有用。民国以来，已出版多种经济史，特别是行业发展史。新中国成立以来，也开展了经济史，特别是近现代经济史研究，其中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简史》下限止于1983年，较贴近现实。此外，还出版了一批经济史料集，都可供修志参考。

四、方志与统计学

对社会政治经济现象数字资料的调查、整理与计量分析就是统计；研究搜集、整理和分析统计资料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就是统计学。统计学知识和统计资料的运用，在志书中无处不在。统计资料是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方志资料性的重要内涵，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志书质量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历代旧志也运用了一些统计数字，但少有系统的数据统计与运用。新方志普遍运用了大量统计数字，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常有统计数字与文字记述两不相关或指标误用的情况。一些修志人员不懂统计指标含义和基本概念的内涵，如发展速度、增长速度与平均速度，绝对数与相对数，基期与发展期，时期数与时点数，定基比与环比，及不同层次的产值概念等等；不了解最新统计指标体系；不会设计简明的统计表式，照搬原始业务统计表；只有部门企业微观剖析，缺乏社会宏观考察；静态数据多，动态数据少；定性语言缺乏数字依据，具有一定量度的词语使用不准确，如绝大多数、基本、增加、增加到、提高了、最好水平、稳步增长、持续发展、温饱型、小康水平等等（焦从贤《地方志与统计学》）。这都会影响志书资料的准确性、科学性，影响志书的质量。

新方志记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要彰明因果，体现规律，就须提供有代表性的、系统的统计数据，使人们通过量的分析，达到认识质的目的。为此，修志人员应努力学习运用统计学的一些基本分析方法，对所记述的经济现象进行综合的或专项的分析考察，特别是对重要历史转折时期，要进行综合研究与宏观比较，从而得出真实的、客观的判断与结论。编写时心中有数，才能做到观点明确，脉络清晰，选材准确，方法得体，用语适度。

五、方志与社会学

胡乔木在两次关于修志工作的讲话中都提到社会学，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还肯定“有的县志中有这样一个门类，叫‘社会’，这是很好的。”但方志界对于志书设不设社会志，一直有不同观点，或认为人类社会一切事物与现象都属社会的内容，一些所谓社会志只反映社会的部分情况，不能称社会志；或认为社会志中的“社会”是狭义的，部分民国志书已有社会门目记述民族、宗教、礼俗、救济、生活状况、方言、户口等内容，按社会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设社会志（编）有理论依据。此外，有的志书社会志（编）包括的内容也确有欠缺。这种情况，正说明修志人员有必要学习了解社会学的基本知识。

社会是在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基础上，以一定关系结合而成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的基础和本质是生产关系，人们最基础的交往是在生产、分配和交换过程中的经济交往。社会是有一定关系的人们结合的群体，社会现象则是人类的群体生活现象。

社会学是从变动着的社会系统的整体出发，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社会科学。从研究规模，可分为宏观社会学与微观社会学；从研究层次，可分为一般社会学与部门社会学；从研究目的，可分为理论社会学与应用社会学。社会学已广泛渗透到其他学科领域，形成了跨学科的部门社会学或应用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如经济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等。社会学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从社会生活的群体单位如家庭、村、寨、聚落、城镇、民族及各种团体，到多种制度、多种活动、多种社会问题、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动等。

社会学研究的特点，是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广泛研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把社会及各种社会关系、社会现象进行综合性的考察，特别注重实地调查研究，重视统计，也重视文献，某些方面如社会心理学还进行实验研究。

社会学研究社会领域中的客观规律，研究社会问题，是为解决社会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方志除了反映地方自然环境，也着重是反映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两者涉及的对象及目的，都有一致性。

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问题，而新方志普遍的一个缺陷是极少反映社会问题，大大削弱了志书的资治作用。如记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基本上都是记该组织所做的工作，写成了部门志。对它们的工作对象及其生存状态，有关社会问题，如失业问题、家庭暴力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基本不触及。当然，这也同一些修志人员缺乏以民为本的思想，把地方志当作“政绩志”有关。

志书设不设社会志、社会门类，应从各志书的总体框架体式考虑。如门类分得很细，采用小篇结构，设“社会”之类门类则有所不便。大编结构，则可以设社会编。社会编的内容，胡乔木曾举例式地提出一些：“例如它可以有以下的内容，人口的构成和分布，居民区的结构和分布，在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社会职业组成所发生的一些变化。”“犯罪活动里面，有哪些可以作为社会问题列在‘社会’里面，怎样写才比较适当。诸如此类，都需要研究。”（《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杨静琦等认为，社会志共性的内容，有十个方面：人口；民族、姓氏；劳动；社会福利；人民生活；宗教；习俗；婚姻家庭；帮会、社会弊端；方言、谣谚等（杨静琦、王卫明《地方志与社会学》）。

但不管设不设社会志，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都值得修志借鉴；社会学所关注与研究的问题，也值得修志重视与反映。

六、方志与软科学

软科学兴起于19世纪下半叶，现已发展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新兴学科。软科学是对应于作为技术科学的物理、化学、电子学等硬科学的拟称。软科学是研究社会、经济、科技协调发展，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问题的解决寻求最佳方案和最优决策的综合性科学。具体包括战略科学、决策科学、规划科学、技术预测、技术评价、管理科学、可行性研究等。

“软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各级各类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是为领导决策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软科学研究是决策研究，就是把科学引入决策过程中，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采用民主和科学的方法，把决策变成集思广益的、有科学依据的、有制度保证的过程，从而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以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万里《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6年8月15日《光明日报》。）软科学研究的基础是各方面的信息，它应用信息科学、系统工程、社会工程等多种理论与方法，进行跨部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采用计算机等先进技术手段，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把典型研究与趋势研究结合起来，从动态角度对研究的对象进行全面考察、剖析、测算，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作为决策依据。因此，软科学研究机构在国外被称为“智囊团”、“科学参谋”。

方志历来作为“辅治之书”，主要供施政决策参考，与软科学有异曲同工之妙。方志如地方百科全书，内容广泛，与软科学多学科、跨行业、跨部门的综合研究，足相呼应。信息是软科学研究的基础，也是方志编纂的基础。方志汇集的信息，是已经鉴别、整合的全面、系统的地情信息，方志堪称地方软科学研究的信息库、数据库、资料库。因此，有人认为，方志也属于软科学的范畴，属于为决策服务的基础性的、低层次的软科学。

讨论方志与软科学关系的意义在于：

（1）强化修志人员为决策服务的意识，强化方志为决策服务的功能；

（2）增强方志编纂的科学意识，努力提高方志汇集的信息的准确性、客观性、科学性，使方志真正成为地方科学文献；

（3）更深刻地认识和扩展地方志机构的任务、职能，地方志机构不但是修志机构和地情资料中心，还应该是地情研究中心、地情咨询中心，是党政领导决策的参谋部，这应该成为努力的方向与目标。

除了上述相关学科外，方志学界还就方志与哲学、政治学、军事科学、城市学、城市地理学、地图学、教育学、语言学、美学、现代管理学，以及方志与信息论、系统论，方志与政书、与精神文明建设等多门学科与相关方面的联系、异同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与探讨。

学习、了解方志相关学科的理论与知识，主要在于运用、借鉴其理论、观点来分析认识相关事物与现象；参考其知识结构体系来确定志书有关部分的框架结构；了解其关注与研究的重点，以帮助鉴别有关资料价值，做到取材严谨；借鉴其科学方法，以获得科学的资料，进行科学的整合；吸收其研究成果，以丰富和深化志书的内容。此外，通过学习、研究，还可潜移默化，提高修志人员的科学修养与业务素质。

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体例”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必须开拓新视野，吸收与发展新观念。新方志要增强科学性、现代性，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方志，必须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当然，这种结合不应该是机械地生搬硬套别的学科体系，而应是在保持方志本身的体系与特点的前提下，从实际出发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成果来丰富与发展新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