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在此期间，成都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保路运动的重要策源地、抗战大后方的战略重镇、解放大西南的主要战场。这三座丰碑，永载近代中国的百年史册。成都，这座曾经的“锦官城”，也再一次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笔。

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被成都博物馆珍藏了起来。现在，我们可以在“花重锦官城·近世篇”展览中，身临其境地体验那段峥嵘岁月，感受当年成都的热血情怀和革命精神。

近世风云

【成都时政之变】

近世成都，风云变幻。鸦片战争后，川人觉醒，在改良、维新与革命中探求救国之道。辛亥年夏，保路运动成为点燃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抗战爆发，川军勇赴前线，成都在全民抗战中发挥重要作用。

晚清变局

鸦片战争后，洋务派代表人物丁宝桢在成都创办四川机器局，推动成都工业近代化。《马关条约》签订后，宋育仁等在成都创办蜀学会，大造变法维新舆论；川籍志士杨锐、刘光第投身“百日维新”，舍生取义。20世纪初，同盟会在四川活动频繁，为保路同志军武装起义打下坚实基础。

同盟会在四川

20世纪初期，在日留学的四川进步人士积极参与同盟会的创建。至1911年，以成都和重庆为中枢，四川多数州县都成立了同盟会的分支组织，会员遍及社会各界。

辛亥革命保路死事纪念碑

保路运动

1911年夏秋，清政府将川汉铁路修筑权收归国有并出卖给美、英、法、德四国银行财团激起强烈反对。川人在成都成立保路同志会要求“破约保路”，遭到四川总督赵尔丰镇压，酿成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同盟会成员龙鸣剑等组建保路同志军揭竿起义，清廷调湖北新军入川，武汉一时空虚，革命党人乘机发动武昌起义，掀起各省独立浪潮，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和埋葬专制帝制的导火索。

从左到右依次为：

《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川汉铁路总公司领息告示》、《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第三期

同志军起义

清廷为控制局势，紧急撤换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1911年9月7日，新任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领导人，随后又镇压请愿人群，打死三十多人，造成震惊全国的保路“成都血案”。

四川同盟会员龙鸣剑趁势组织保路同志军开展武装反清斗争，先后在成都武侯祠、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展开激战，战火迅速蔓延全川，清王朝在四川的军事力量捉襟见肘，地方统治开始瓦解。

从左往右依次为：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四川总督赵尔丰镇压保路运动布告、大汉四川军政府告示、《四川独立协议十一条》

军阀割据与川政统一

辛亥革命后，相继发生了“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川军和入川滇军、黔军割据四川，混战连年。1934-1935年，中央势力进入四川，废除防区制、整编川军，实现全省行政、军政、财政统一，结束了四川近二十年的军阀割据局面。

“防区制”

1918年，四川政要熊克武决定按各军驻防地区划拨地方税款，由各军自行向各县征收。四川军阀防区制由此形成，各防区成了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

1926年，刘文辉的24军、邓锡侯的28军、田颂尧的29军在成都划区分驻。各自购置机具，设立私厂铸钱造币，酿成“杂版风潮”。

反日浪潮：大川饭店事件

“九一八”事变后，成都各界反日情绪高涨。日本为进一步刺探长江流域军事、政治情况，加强对川经济侵略，单方面宣告在蓉设总领事馆，遭到成都等地人民激烈反对，引发了震惊中外的“大川饭店事件”。

抗战大后方

1937年抗战爆发，川军出川英勇抗敌，用鲜血谱写了民族救亡的壮歌。自古就有“天府之国”之称的成都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重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为抗战提供了有力支撑。以成都为基地对日本进行的多次战略轰炸，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竭诚支援

抗战期间，成都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成立抗日团体和组织，投身民族救亡运动。他们或投军入伍，或响应征工，或捐产献物，或宣传号召，竭尽全力地为抗战提供物质与精神支援。

新潮涌动

【成都现代化开端】

19世纪末，西风渐进，地处内陆的成都开始投入到新的历史洪流中，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交替、融合，政治、经济、社会等不断发生新变化。成都警察总局，市政公所、市政府相继成立；新式商业、工业、金融业等陆续兴起；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出现，开启了成都现代化转型进程。

市政革新

1903年，作为现代城市管理机构雏形的成都警察总局成立，一段时间内，承担了城市管理的主要职能。1922年，成都市政公所成立，标志着市建制的初步形成。1928年，成都设市、成立市政府，成都作为现代都市的地位正式确立。

老春熙路还原图

经济转型

春熙路

二十世纪初，成都新型工厂、公司、商业综合体陆续涌现：1909年，启明电灯公司成立；同年，集购物、餐饮、娱乐于一体的劝业场开业；1924年，连通东大街和商业场两大商圈的新式商业中心春熙路建成……城市产业形态发生显著变化。抗战爆发后，在东中部内迁工厂企业等多种力量推动下，成都工业、商业、金融业等全面发展。

1924年，春熙路建成，连通了东大街和商业场两大商圈。绸缎珠宝、服装百货、文具书籍、金石字画、钟表眼镜、钱庄银号、医院药房、相馆报社、中西餐馆等济济一堂，很快成为“熙来攘往”、热闹非凡的新式商业中心。

劝业场

在劝业道总办周善培的倡议下，集商贸购物、餐饮休闲于一体的大型新式商场——劝业场于1909年建成。其建筑为木结构的中西式楼房，分前场、后场，场中间辟有东西支路。前场口位于总府街，后场口在华兴街。1910年改名“商业场”。1917年遭遇大火，后在原址重建，规模更大，主要经营地方名产、广货与洋货等，并一直沿用至今。

思想嬗变

甲午战争后，民主、平等、自由、博爱、人权等新的思想观念在成都开始传播，为保路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新文化运动时期，成都相继创办了进步刊物《四川学生潮》、《星期日》、《半月报》。1919年，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成立，马克思主义思想随之在成都传播。

人才辈出

【新式教育的崛起】

晚清，罢科举，停书院，兴学校，成都新式教育蓬勃发展。民国以后，成都学校林立，大中小学并举，专门教育和社会教育十分兴盛，各类人才辈出。晚清至民国，成都学子踏上赴日、法等国求学之路，归国后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抗战爆发，国内多所高校内迁，大师云集、学术活跃，成都成为当时中国文化教育中心之一。

学校勃兴

1896年，四川中西学堂创办，开启了成都新式学校教育的先河，至1911年，成都已出现小学校、中学校、高等学校、师范学校、实业学校、军事学校、法政学校、女子学校、成人学校等各式新式学校。民国时期，成都文教事业长足发展，据1942年统计，全市教职员及学生人数近8万人，占成都人口总数的16.7%。

文坛大师

学府内迁

抗战爆发后，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央大学、燕京大学等国内一流学府先后迁址成都，形成了华西坝“五大学”联合办学盛况。伴随着众多文化教育机构、文艺界人士、著名学者的不断迁入，成都文化影响力迅速提升。

华西协合大学建筑群模型

留学热潮

清末，清政府因举办新政而派遣留学生，四川知识分子为追求救国之道纷纷东渡日本留学，归国后，成为传播新知识、新文化，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辛亥革命后，在吴玉章等人的倡导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成都蓬勃开展，培养了以陈毅为代表的一批杰出人才，川籍赴法学生数量一时居各省之首。

留法勤工俭学

辛亥革命后，留学的主要目的地由日本转向欧洲，尤以赴法留学为主流。1918年，吴玉章等在成都爵版街建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四川分会”，一大批怀揣救国梦的川籍学子受其影响，冲出夔门，远涉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

光辉历程

【成都和平解放】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在成都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成都的地方组织随之建立。在党的领导下，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前赴后继，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彭县起义促进了成都和平解放，加速了大西南的解放进程。

革命先锋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批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平等的有志之士成长起来。1919年，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成立。1923年至1924年，成都先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成都独立小组、中国青年共产党等中共早期组织。1927年，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成立，成都地区的革命活动有了领导核心及中坚力量。

曲折征程

中国共产党成都地方组织建立后，积极参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为国家存亡和民族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十二桥惨案”

1949年12月7日，国民党当局将35位革命者秘密枪杀于成都十二桥，被称为“十二桥惨案”。1950年1月，贺龙主祭，党、政、军和各界群众参加，举行隆重的公祭典礼。

走进新时代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在成都彭县联名通电起义，蒋介石被迫从成都逃往台湾。12月30日，成都各界举行隆重仪式迎接解放军，千年古城从此迎来新生。

成都战役

成都的近代史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但又有其独特的一面：从保路运动的振臂高呼，到抗战时期的英勇奋战，再到成都的和平解放。中间有过艰难曲折，有过流血牺牲，同时也有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为了革命而奋斗。

历史在成都城内刻下了不朽的印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铭记历史，传承伟大的爱国和革命精神，成都必将拥有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