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庐

青羊区马镇街12号，有一座始建于1920年的公馆建筑，这里原为川军抗战将领王克俊将军的暂居成都住所。整个公馆坐西北朝东南，房屋为木穿斗结构，小青瓦悬山屋面，宅院围墙为青砖砌筑。历经百年风雨，这座百年老建筑依然被保护得极好。门斗的拱券、棱角砖檐灰塑花饰及压顶，当时匠人精湛稍的手艺清晰可辨。公馆名为“寄庐”，取“寄希望和未来于草庐”之意。王克俊将军之子、四川省博物馆（现在的四川省博物院，下同）资深研究员、四川考古界元老级人物、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与道教文化研究专家王家佑及其家人曾居住于此。

王家佑字宗吉，1926年8月生于成都，194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文学院史学系，为史学大家蒙文通的嫡传弟子（蒙文通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经学大师和近代“蜀学”的主要传人，在中国古代史及古代学术文化研究领域中造诣很深且成就甚高。）川大毕业后，王家佑曾先后在成都民新中学、大同中学担任历史教员。其中，1947－1951年间，他还曾云游杭州、南京、上海等地，从众多高道、名僧处研习道学与佛学。

这段经历，对于王家佑而言可以说弥足珍贵。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正是这段万里之行，对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和田野考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星堆

1951年6月，王家佑在西南博物院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先后参加了建国后重庆地区的第一次战国墓葬考古发掘和西南地区文物的展览工作，并亲自主持了彭州竹瓦街窑藏文物的发掘整理（竹瓦街文物、三星堆、金沙文物都是古代文物窑藏现象系列反映）。

1952年，王家佑完成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进修后，正式进入四川省文管会，正式开启了他作为“四川田野考察第一人”的精彩一生。资料显示：我们四川几乎所有的考古遗址现场，都有王家佑的身影。在所有的这些田野考察中，影响最大的非三星堆莫属。

三星堆因当地三个土堆如三星分布而得名，有关文物出土的最早记载发生在1929年。当地农民燕道诚在清理住宅背后的倒流堰时，意外发现玉石器坑，由此引来文物界的关注。1934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美国学者葛维汉曾率队在此进行过十几天的短暂发掘，并提出了“广汉文化”概念。但真正确认三星堆是一处古遗址，已经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了，这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王家佑。

上世纪50年代初，宝成铁路修扩建要经过新繁和广汉，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便首先在沿线展开文物普查调研，初步确认了三星堆有古文化遗存分布的信息。随后，考古人员在1956年开始临近的新繁水观音和广汉三星堆进行了调查，这次田野行动的领队正是王家佑。在调查期间，很快王家佑就和当地农民打成一片。在听说燕道诚家里还保留有不少1929年发现的玉石器时，他甚至住到燕家，与燕家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抽叶子烟，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燕家遂将十余件家藏玉石器无偿捐出。如今，包括了玉璋、玉琮、有领玉璧、玉圭等多个门类的这批玉石器，作为四川博物院馆藏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已蜚声海内外。

民族文化史研究

在田野考察之外，作为四川省博物馆资深研究员的王家佑还是我们成都研究民族史和文化史的大家。他的履历中，有一段特别值得我们铭记：中国道教文化研究所原副所长，中国道教协会第四、五届理事会理事，第六、七届理事会名誉理事，四川省道教协会顾问。

上世纪60年代，王家佑就出版了民族史和文化史研究的《凉山船棺葬发掘报告》《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四川石窟雕塑》等专著，早全国已经是颇有影响力。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他的《道教论稿》一书，打破以往学术著作的论述，融合了王家佑田野考古与民族学研究之长，正是这独树一帜的写法让玄妙的道家文化一下子鲜活起来。为撰成此书，据了解，王家佑除了遍寻贤者外，还曾投青城山龙门派碧洞宗门下学道修道，正因此才有了对道教文化深刻的体悟。资料显示，1987年该书经由巴蜀书社出版后，数次重印，数次脱销。

如今，青砖黛瓦依旧在。经过精心的还原与保护，承载王家佑不少记忆的这座百年老屋已经更换了新主人（其子王修和将此院售给了有心人，并亲自挥毫将原宅的“寄庐”二字改为“寄炉”）。寄希建筑之美，延续童睇之乐的王家人，将与寄庐一起永远被人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