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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博物院 | 竞出东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特展

悠悠华夏五千年文明孕育了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体育运动,华夏民族从劳动生产、礼仪教化、军事行动、娱乐养生、民俗节令等活动中逐渐演变出各种锻炼身心的体育活动;西周射礼比肩希腊竞技,战国蹴鞠始开足球之端,汉代百戏兴盛,魏晋养生发达,唐人热衷马球,两宋流行蹴鞠,宋元捶丸家喻户晓,明清武术流派并起,历代棋弈游艺雅俗共好,可谓“竞出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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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体育崇尚礼仪、追求公平、文武兼备、形神双修等特点,也是现代体育追求的理想与价值,更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取信于人的价值追求。挖掘中华古代体育之源,解析礼、武、戏、力、艺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可启迪世人领悟东方智慧之内核,唤醒中华民族自信之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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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博物院的“竞出东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特展”汇集了全国50家博物馆的体育文物精品,期愿观者在感受中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体育文化之同时,体悟华夏民族千帆竞发、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



竞之源

中华体育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中华民族的远古先民在采集渔猎的生产生活和部落冲突的战斗中,逐渐衍生出投掷、奔跑、跳跃、攀登以及射箭、舞蹈等专门的身体训练和娱乐活动,形成了区别于生产性活动的教育、竞技、游戏等原始体育活动,人类最初的体育运动雏形便由此孕育、孳生,为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体育项目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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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画

岩画,是人类远古先民凿刻或涂绘在洞窟、崖壁、岩石上的图画,记录了大量史前先民进行劳动生产、社会生活、宗教祭祀等的场景。在我国的内蒙古阴山、宁夏贺兰山、云南沧源、广西花山等地出土的岩画中有着丰富的狩猎、奔跑、跳跃、攀登、舞蹈和游戏等原始体育的内容。这三幅宁夏射猎岩画,是中国古代早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射猎游牧与原始体育生活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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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0000年-4000年)“射猎”岩画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石球

据考古学家研究,石球在旧石器时代更多是作为捕猎工具使用,而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发展演变成为一种体育和游戏专用器具。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中,一个三四岁女孩的墓葬内随葬有三个石球,推测为墓主生前的游戏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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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图2为石球,图3,图4为石弹丸
 

 

 

 

竞之礼 

中国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为了加强适应国家统治和战争需要,统治者极力推广礼仪教化性质的活动,同时发展武备,训练士兵,嬗变出“竞之于礼”的中华传统体育活动。因此射礼与御术构成了古代君子培养的必备技能,射与御也成为中国古代最早的体育教育内容。不仅如此,参与运动竞技被作为培养人的礼仪和品格的重要手段,同时也凸显了中国古代祭祀天地、宣示和平的礼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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柞伯铜簋(guǐ)

西周(前1046-前771年)

河南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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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错宴乐攻战纹铜壶

战国(前475-前221)  四川博物院藏

 

 

射礼

射礼又称礼射,是西周时期统治者以射箭比赛为形式的重要礼仪活动和教育手段。西周射礼讲求立德正己、礼乐相和,具有祭祀神灵、宣示和平、增进友谊、强健身体、娱乐游戏等多重功能。西周射礼有详细的竞赛规则,有缜密的组织分工和专职人员,有音乐伴奏,有名次和奖励等,使之成为堪与古希腊奥运会相媲美的大型古代竞技运动会。

 

 

御术

“御术”指驾御马车的技术,是先秦“六艺”教育的内容之一。由于先秦战争主要是车战,军队训练时,学会娴熟地驾车,掌握“御术”是非常重要的。西周“御术”主要有五种,称为“五御”,即“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战国以迄汉代,随着马车的广泛应用,御术大为发展,并成为体育运动中的重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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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御释义

鸣和鸾:行车时马铃发出的声音应有节奏感,指平稳驾车的技术。

逐水曲:车沿着曲折的水边行进且不让马蹄涉水,指熟练过弯的技术。

过君表:指御者遵守一定的礼仪、平稳庄重驾车通过天子表位的技术。

舞交衢:指在复杂的道路情况下自如驾控车马的能力与技术。

逐禽左:行猎时将猎物驱赶至车马的左方,方便射手进行射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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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手俑

东汉(25-220年)

达州市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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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手俑

秦(前221-前207年)

秦始皇帝陵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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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铁马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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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镀金错银马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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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壶

 

投壶是由射礼演变而来的一种投掷竞赛游戏。其方式是在一定距离内,将箭掷于特制的壶内以决胜负。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士大夫便模仿射礼的制度规则,将射箭变为掷箭,以酒壶代替箭靶,在筵会酒席上投掷竞赛,作为礼制教育手段和娱乐活动。汉代以后投壶逐渐演变为纯娱乐性的竞技游戏,“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在士大夫阶层中盛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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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釉陶投壶

西汉(前202-公元8年)

河南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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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投壶

宋(960-1279年)

绵阳市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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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方形花卉纹铜投壶

明(1368-1644年) 河北博物院藏

 

 

竞之武

在华夏文化的土壤中,历史慷慨地给了中华民族发展“武”的时间和条件,使其衍生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射艺狩猎、军事武艺、武举武学、武术拳术等活动无不蕴含着古人“尚武”的观念。“武”与古代军队的作战技术有较深的渊源,高度组织化和制式化的军队作战体现出竞技之武;同时由“武”孕育出的各种武艺也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质,表现出民间性、竞技性、健身性、表演性等多种文化功能。

 

 

 

射艺

射艺是中国传统的射箭活动,有先秦六艺之一的“射”发展而来。中华传统射艺不但要求射手要具有高超的射箭技术,还要求射手在德的指引下,完成身、心和弓箭三者的高度和谐统一,做到“仁者如射、射以观德”。中华射艺讲究谦和、礼让、庄重,提倡“发而不中、反求诸己”,重视人的道德自省,充分体现其在品行修养和礼乐教化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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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五射”

白矢:箭穿靶子而箭头发白,表明发矢准确而有力,重在训练拉弓的臂力。

参连:前放一矢,后三矢连续而去,矢矢相属,若连珠之相衔,重在训练发射的速度。

剡注:谓矢发之疾,瞄时短促,上箭即放箭而中,重在训练发力之猛锐。

襄尺:臣与君射,臣与君并立。让君一尺而退,重在培养谦让之品德。

井仪:四矢连贯,皆正中目标,重在训练箭法之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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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箭是最古老的一种弹射武器。弓由富有弹性的弓臂和柔韧的弓弦构成,箭包括箭头和箭杆、箭羽。“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在中国古代,射艺作为一门地位崇高的武艺,和剑术、拳法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华武艺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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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立射俑

右:跪射俑



 

狩猎

狩猎也称游猎、射猎、驰猎、弋猎等,是人类社会一种经济活动和生存方式。商周时期,狩猎活动与军事训练相结合,形成了春蒐(sōu)、夏苗、秋狝(xiǎn)、冬狩的田猎制度。先秦时期以车战为主,狩猎活动以车猎为主要形式。秦汉之后,骑马活动风行,人们改用骑射的方式来从事田猎,成为皇室贵族的竞技娱乐活动,仍有军事训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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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骑马带犬狩猎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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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618-907年)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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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到下依次为:“李广”骑射画像砖、渔猎采莲画像砖、彩绘五骑射猎图壁画砖

 

 



武艺

在中国古代军队中士兵运用各种兵器、熟悉各种战阵、驾驭车马所表现出的精湛技艺和英勇精神便是武艺的集中体现。为了选拔武艺人才,唐武则天设置武举制,宋代武学教育兴起,促进了军事武学和民间武学的发展,崇尚勇武对中华武术拳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习武可强身健体,“止戈为武,化干为德”,体现了以武术消弭战事、维护和平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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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武艺”

军事武艺主要指在军事训练中使用的,以提升将士身体机能,形成军事战斗力为目的的技艺。由于冷兵器时代的战争高度依赖将士的体能与技能,因而在训练中既重视士兵的军事器械操作技能的训练,同时也重视加强体能训练,如练负重、长跑、臂力、跨越障碍等,此外还要练胆气。总体而言,军事武艺呈现出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的特征。


“武举武学”

武举制,即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来选拔军事人才的体制。“取士拔才,必先弓马”,从唐武则天时期开始设置武举制,到宋代武学教育兴起,有力促进了古代军事体育教育的发展,推动了民间武艺的开展。至清代,武举科考日臻成熟,考试分为三场,一场和二场考武功,包括弓马、技勇和步射,称为“外场”;三场考文试,称为“内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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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培松武状元木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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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良玉朴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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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兵器”

武术兵器来源于古代军队使用的制式武器,后逐渐发展成为上百种形态用法各异的民间武术兵器,包含有长兵、短兵、远兵、软兵、勾兵、刺兵、击兵、暗兵等多种形式。宋代开始逐渐有“十八般兵器”或“十八般武艺”的说法,其中以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jiǎn)、锤、抓、镗(táng)、棍、槊(shuò)、棒、拐、流星的说法最为流行。

 

 

竞之戏

“戏”,禽戏,中国古代模仿动物形态的养生保健操。中华民族曾以中国古代哲学中道法自然、重人贵生、天人和谐等观念为指导,以中医藏象、经络、精气学说为核心,发展出了内容宏富、完备的养生方法体系。其中,导引、行气功法因行动时以肢体运动、呼吸运动、按摩或彼此相互配合的方式进行,又以脏腑协调、形神兼养等作为思想原则,可谓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运动养生方法,在古代各个阶层中均有习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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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引

导引系“导气令和,引体令柔”之意,是我国传统祛病、养生之术。其主要内容包含肢体运动、呼吸运动及按摩。在运用导引治疗疾病或养生的过程中,可单独使用,可相互配合使用,有时也借助器械行功。先民们曾创造出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等颇具代表性的导引功法,它们是中国古代养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都具有全民健身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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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引养生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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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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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段锦”



行气

行气是一种以呼吸吐纳为主,辅以肢体运动、按摩等的内修功法。传世的行气功法甚多,但行功的原则大致相同,即凝神净虑、专气致柔,同时做到轻、缓、匀、长、深。行气在战国时已经出现,魏晋时愈加流行,唐宋以来,载籍所录涉及行气的著作多达百种,在先民祛除疾病、保养健康的实践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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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刻山水人物行功笔筒

清(1644-1911年) 四川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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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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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图》

 

 

 

竞之力

中国古代球类运动集对抗性、策略性、趣味性为一体,种类繁多,规则完备,主要有蹴鞠(古代足球运动)、马球(骑马挥杖击球)、捶丸(徒步执杖击球)等运动形式。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些球类运动或为军队训练的手段,或为重要的赛场竞技,或为民间娱乐的方式,无论在宫廷还是在民间均广为流传。其形式多样,各具特色,并有严密的比赛规则和道德礼仪要求,反映出球类活动在古代东方起着一定的道德教化作用。


 

 

蹴鞠

蹴鞠又称踏鞠、塌鞠或蹙鞠,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球类运动。战国时民间就流行娱乐性的蹴鞠,汉代开始成为练兵之法,唐代发明了充气球,宋代出现了专业的蹴鞠组织与蹴鞠艺人,清代流行冰上蹴鞠。蹴鞠比赛规则完善,娱乐性、竞技性强,要求队员公平竞争,裁判公正执法,反映出蹴鞠在中国古代既是重要的体育活动,同时还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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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球”




"马球"

马球,又名击鞠、打毬(qiú)等,是一种骑在马上挥杖击球的竞技游戏。学术界一般认为马球系隋末唐初由波斯(今伊朗)经吐蕃传入中原,兴盛于唐代,并受到王宫贵族的推崇。打马球既是一种军事训练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竞技娱乐活动。“百马攒蹄近相映,欢声四合壮士呼”,无论是参加打球,还是观看比赛,马球运动都能使人精神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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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捶丸”

捶丸是以球杖击球入穴的一种运动项目,由唐代步打球演变而来,流行于宋元明时期。起初的步打球类似现代的曲棍球,有较强的对抗性。到了宋代,逐渐演变为依次击球的非对抗性比赛,球门改为球穴,名称也随之改称为“步击”、“捶丸”。明代捶丸的娱乐性增强。捶丸运动是君子之术,类似现代高尔夫球运动。

 

 

 

竞之艺

中国古代有着非常丰富的游艺竞技项目,既包含有愉悦自我、健体养形的游戏娱乐,如棋类、垂钓、秋千、风筝、冰嬉等;也有技能表演、张弛有道的竞技活动,如汉代百戏中的倒立、掷丸剑、燕濯等类似现代体操技巧的表演项目和扛鼎等较力竞技活动;也有龙舟竞渡等民俗节令性的大型赛事活动;以及由娱乐性质的角抵逐渐发展到制度化竞技的相扑和摔跤。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古代体育的娱他娱己的功能和人们的参与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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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弈

棋类活动,又称棋戏,与“博弈”密切相关。博弈包括以六博、樗(chū)蒲、般戏、采选、藏钩、双陆、打马、骨牌等项目为主要内容的“博戏”,和以围棋、象棋等项目为主的“弈戏”。两者共同构成了东方特色的棋类运动。棋之艺,不仅在于棋局中的变幻莫测和无穷玄妙对人们智力和思维的挑战,而且也在其中蕴含着处变不惊的人生哲理。

 

“六博与汉代七国之乱”

汉代景帝刘启为太子时喜好六博。一次,刘启同吴王刘濞(bì)的儿子博戏时发生口角,竟提起博局砸向吴太子,结果造出了一场命案,从此刘濞怀恨在心。到景帝登基的第三年,刘濞终于联合楚、赵诸王,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叛乱,史称“吴楚七国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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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戏

百戏是中国古代乐舞杂技表演的统称,起源于先秦“讲武之礼”和“角力”类表演。西汉吸收并兼容西域的一些杂技表演,被称为“大角抵”或“角抵戏”,东汉称为“百戏”。魏晋和唐代百戏艺术逐渐成熟,宋元时期达到艺术的高峰。明清时期,歌舞、杂技、说唱表演形式等逐渐从百戏中独立出来,百戏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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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抵”

 “角抵”,又称角力、摔跤、相扑等,是通过力量型较量,用人体相搏决出胜负的体育运动。商周时期曾是军队的训练科目之一。秦汉时列入戏乐,是集竞技、娱乐、表演一体的活动。魏晋南北朝时发展为摔跤。宋代称相扑,盛行于民间,且出现了相扑组织与各类比赛活动。这项力量与技巧相结合的较力运动在中华各民族中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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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嬉

我国古代滑冰活动源远流长,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聪慧勇毅的中华民族不畏地冻天寒,将出行、狩猎的生存需求与传统竞技游戏相结合,孕育出极具特色的传统冰雪运动。到清代,冰雪活动达到了鼎盛,将冰上运动统称为冰嬉,包括冰上竞技、表演和游乐等诸多形式。在统治者的倡导下,冰嬉定为了国俗大典,在宫廷和民间都十分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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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蹴踘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中国古代诸多体育活动千年日进不衰,代代相承,竞相争出于这片神奇的东方大地,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东方神韵的体育文化。中国古代既有制度严密的竞技活动,也有大规模的全民体育狂欢和养生益智的身心修炼,可明健身强体之道,可感天地人文情怀,可悟万物事理哲学,蕴含着公平公正、和谐共进、团结协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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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体育强盛、国运兴旺,人民健康、国家安康。体育运动正在为健康中国铸就牢固基石,昂扬向上的中华体育精神更为新时代增添了无限活力。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并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为建设体育强国注入东方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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