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末的一天，我听说成都人民公园旁那条百年老街——祠堂街已修缮一新，将重新亮相。所以当疫情警报稍有缓解，我一大早便冒着酷暑，匆匆赶往这里，来一睹其崭新的风采！

遗憾的是，祠堂街的修缮扩建工程并没有完成，有的地方虽然围栏撤除了，但内部装饰工程还在紧张进行中……据工地人员说，祠堂街修缮扩建工作，估计要在今年底才能结束。届时，这条历史老街将以崭新面目迎接八方游客。

△旧时的祠堂街

尽管祠堂街修缮没有结束，但我仍然绕着这条不足300米的老街，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踏访。祠堂街中曾经弥漫的文化味道、逝去的历史烟云，不断浮现在眼前，久久萦绕……

“普益协社”——老街上的第一家书店

据史载，祠堂街最初是由驻扎在成都的八旗官兵为其眷属修建的，称做“喇叭胡同”，归正蓝旗满人所属，汉人不得入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八旗官兵在喇嘛胡同为时任四川总督的年羹尧建立了一座生祠，喇嘛胡同从此便改名为祠堂街。

随着一街之隔的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落成后，前来休闲、游玩的民众日益增多，祠堂街也渐渐增加了酒铺、烧腊铺、茶铺、杂货铺……来满足游人的需求。

不过，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变化。祠堂街由一条充满市井烟火味的商业街，逐渐演变为一条书香味道浓烈的文化街。

最早在祠堂街开办书店的，是冯月樵。他生于1900年，卒于1971年，原籍南充市人。他幼年丧父，随教育名家黄树滋先生受学。黄家学渊源，藏书甚富，冯月樵如入宝山手不释卷，学问根基渐渐扎实，大有精进。成人之后，他先后在成都、汉口、上海的聚兴诚银行、隆泰钱庄工作。

上世纪20年代初，受“五四”新文化思想熏陶的他，开始思考用图书来启迪民智，促成国家富强，从此，与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坚持耕耘在图书出版领域，成为文化界的知名人士。

1919年，冯月樵联合甘焕明、伍玉章等人，在成都市最著名的商业街——劝业场口（今春熙路北）办起了“普益阅报室”，免费为读者提供省内外十几种报刊。

“普益阅报室”作为成都第一家免费阅览室，一出世就引起极大的轰动。在办好免费阅览室的同时，1926年，冯月樵又吸收黄子璞入股，将“普益阅报室”改为“普益协社”，销售各地出版的书籍，并把“普益协社”由劝业场迁到祠堂街。于是祠堂街上，出现了第一家书店。

在经营了三年之后，1929年，由于书店承担上海开明书店的图书经销，所以，冯月樵将“普益协社”更名为开明书店成都店；同时，冯月樵也成为了上海开明书店的股东之一。在最初的几年里，冯月樵一边经营书店，一边在银行上班，但从1935年开始，冯月樵辞去了银行的工作，一门心思用在书店的经营上。

同时，又在人流量极大的少城公园内租了一间房屋，开办一个小型图书馆，取名为“普益图书馆”，并将自己历年所藏的新旧书刊和字画等，公开陈列在这里，任人取阅，不收分文。同时，他还积极向一些学校捐赠书籍，满足师生们的阅读需要。

1942年，上海开明书店在成都自建分店，冯月樵又再次恢复“普益协社”的名称，同时，普益协社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共设有文化部、代理部、文选部、儿童部等业务机构。普益协社经销的图书中有《大众哲学》《唯物论与唯物史观》《朱德传》《二万五千里长征记》《闻一多全集》等进步书籍；有左翼作家著作的毛边书，并经销开明书店、南京钟山书局出版的图书和教科书，订售《生活周刊》《中学生》《英语周刊》等期刊。

1945年后，还曾发售过一批前苏联出版的如《丹娘》《卓拉和舒拉的故事》 等书籍，经销、监制儿童玩具、衣服等，每年儿童节（4月4日），还通过折扣的方式向少年儿童实行优惠，并赠送饼干糖果。

一花引来百花开。随着冯月樵创办的“普益协社”的入驻，祠堂街渐渐形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文化街。当年有名的开明书店、大东书局、正中书局都开在这条街上。短短的祠堂街，书店几乎店挨店、门对门地开，仅私营书店就多达81家，几乎荟萃了全国各地出版的所有书刊。连同附近的陕西街、西御街，先后涌现出118家新书店。祠堂街上，弥漫着浓郁的书香味道。

《新华日报》——白色恐怖中的一座灯塔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祠堂街除了众多书店云集之外，这里还成为《新华日报》在成都的一块舆论阵地，如同白色恐怖中的一座灯塔，将党的声音及时传达到成都乃至整个西南地区。

△祠堂街原《新华日报》成都分馆

1938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第一份面向全国发行的报纸——《新华日报》在武汉正式创刊；同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报社迁往重庆继续出版。

也是在同一年里，《新华日报》在成都设立了发行组，一年后，设立了川西北总分销处，主要分销《新华日报》。随后，在彭县、西川等十多个县，设立了推销站，面向大众，用正面声音，唤起了民众的抗日热情。《新华日报》发行量也从最初的40多份增加为12000份，成为成都地区最有影响的进步报刊之一。

翌年，《新华日报》分馆时下聘有员工10多名，报纸发行量约有1000多份。报纸先是由重庆总馆邮寄到成都分馆，然后再由成都分馆分送和邮寄到川西北各县。随着读者的增多，也为了增强报纸的时效性，1939年11月，《新华日报》一度改由重庆航寄纸型，委托当时的《华西日报》印刷厂印刷，这样，成都读者也能够阅读到当天的《新华日报》。

报纸的发行量也由最初的40多份增加到12000多份，并彭县、西昌、嘉定（乐山）等10多个市县设立了推销站，《新华日报》逐步成为成都地区最有影响的进步报刊之一。

《新华日报》对抗日战争动态的报道，尤其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战、真反共的揭露，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明白了是非曲直，同时也让国民党当局如坐针毡，坐立不安。

为了对付传播真理的《新华日报》，国民党反动派可谓用尽了各种下三滥手段：1940年3月，成都发生一起离奇的“抢米事件”。3月14日晚8时左右，数百名不明身份的人，手持手枪、木棒，捣坏成都老南门外重庆银行办事处仓库的仓板，致使大米流失遍地，他们一边破坏仓库，一边蛊惑普通老百姓抢米。在事件发生时，大量警察驻守一旁，却视而不见，根本不加阻止；接着，大批国民党军警人员到场，对现场群众大打出手，任意逮捕了上百人。共产党人罗世文、车耀先一并被捕。

2022年4月26日拍摄的祠堂街38号院，此时已修缮一新。

图源“金台资讯”

事后，国民党政府成都行辕公开指控“抢米事件”是共产党趁米荒发动的武装暴动。紧接着，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了疯狂的搜捕和镇压，并伪造了一份成都共产党发动“抢米事件”的假证。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员采取突然袭击的阴谋手段，致使一些身份暴露的共产党员，没有来得及转移而遭逮捕。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两个月后，成都分馆又遭到国民党特务的一次公开搜查。一天，分馆门市经理申同和收到一个邮包，里面装有20多份铅印的传单和“快邮代电”，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同时还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妄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

△1945年12月8日，《新华日报》刊发的关于成都学生团体及文化界集体声援昆明学生运动的报道

申同和立刻在营业店堂内张贴出一张传单，吸引了大批读者前来阅读抄写，不一会儿店堂内外就拥挤不通，直到两名警察前来干涉，并公然撕掉了传单，读者才逐渐散去。晚上7点左右，大批军警和便衣特务持枪冲进分销处搜查，他们翻箱倒柜两三个小时收走了几张传单才离去。由于国民党当局不断的施压、破坏，让《新华日报》成都分馆处境艰难，报纸发行量下降到只有200多份，工作人员也只剩下申同和、李椿、彭代君和潘健萍4人。

1942年冬到1943年初，分销处报纸发行量又慢慢回升，于是又增加了三名专职送报工友，恢复了送报业务。但是报纸的发行工作屡遭破坏，1942年2月底，报工徐文外出送报时遭到便衣特务的殴打，携带的报纸也被撕毁。1942年3月3号，报丁张少明外出送报失踪。但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仍然没有住手。1943年2月25日，《新华日报》成都分馆的报丁徐强在半边桥街张贴报纸时，遭到六七名身着黄呢中山服男子的殴打而受伤，刚刚贴好的报纸被撕毁，剩余的报纸也一哄而抢。

1943年下半年，分销处报纸发行量上升到六七百份。国民党当局看到报纸发行量日益增长，十分恼火。他们一面派特务打砸分销处设立的宣传广告，一面加紧对分销处工作人员的迫害。9月4日，李椿骑自行车外出，经君平街和陕西街口时，遭手持武器的便衣特务抓捕，后入狱。

《新华日报》成都分馆除了作为《新华日报》的征订发行机构之外，一个更重要、更隐秘的功能，是作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成都的半公开联络点。据说，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的周恩来，曾数次前往成都指导统战工作，而《新华日报》成都分馆，就成为他下榻的住所；此外，董必武、彭德怀、邓颖超等老一辈革命家，也都在此地停留居住过。

《新华日报》成都分馆也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当年，八路军的运输车从重庆到西安时，就是把这里作为一个转运点。许多热血青年，就是从成都分馆坐车，前往革命圣地延安。

20世纪50年代，当时还是一间小面铺的《新华日报》成都分馆成为建设银行的职工宿舍；20世纪70年代中期，银行宿舍搬迁，部分成都市的拆迁居民又搬了进来。一段时间，这里居住了40户人家，后来，不少老住户都陆续搬走了，有的把房子出租或改成了饭馆、茶馆，有的把房子出租给外地来成都打工的。

当时这幢有着光荣红色印记的小面铺，就这样成为了大杂院。如今，原《新华日报》成都分馆里的住户已经全部迁出，相信不久的将来，又会再现历史的原貌，让人们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感受报纸里飘出的墨香味道。

“四川美术社”——战时“文艺复兴根据地”

1941年4月的一天，祠堂街的一间门面挂上了“四川美术社”的匾牌，这标志着一个重要的社团组织从这里启程了。

1932年，方旭、向仙乔、刘豫波等美术工作者发起成立了“蓉社”；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外省美术家来到四川，为了促进全国各地美术同仁的交流、融合和提高，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刘海粟的美术家、教育家罗文谟、及罗的同学张采芹等在与蓉社成员商量后，合并成立了“蜀艺社”。

到了1941年，为了争取民国政府对美术事业的支持，罗文谟、张采芹等又发起成立全省性的美术社团——四川美术社（又更名为四川美术协会）；为了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特邀请当时的省政府主席张群任美协主席；在张群的支持下，国民政府将祠堂街的一处房子交给四川美术社，作为办公地址。

从此，这儿成为画家们聚合与交流的重要场所。这儿先后吸引了国内知名画家，如徐悲鸿、吴作人、傅抱石、潘天寿、黄君璧、赵少昂、关山月、马万里、廖冰如、吴一峰、岑学恭等前来举办画展。众多珍贵作品的出现，给蓉城注入一股清新之气，吸引着全国越来越多的书画界人士慕名前来。这里曾被誉为“中国文艺复兴根据地”。

祠堂街上的四川美术社能够吸引众多名流光顾，这是与时任四川美术社常务理事兼总务的张采芹具体操办、辛勤耕耘分不开的。在罗文谟等人的委托下，张采芹具体操持四川美术社的日常工作。

1941年春，青年画家关山月一身褴褛流落到成都，想举办一个画展。为了帮助关山月实现愿望，张采芹立刻找到著名画家张大千，希望他能去捧捧场。张大千欣然答应，第一个赶去并购买了关山月标价最贵的一幅画，其他人纷纷效仿，让关山月度过了难关。

△刘开渠《孙中山铜像》

1942年2月，著名雕塑家刘开渠来蓉后，在春熙路等地创作《孙中山铜像》《抗日无名英雄》等雕塑，作品完成到一半就因经费不足而停下。张采芹闻讯后，先后找到张群及成都市市长余中英等，最后帮助刘开渠解决了经费问题，顺利完成了作品。1942年夏，远在昆明的潘天寿想在成都办画展，由于交通不便，潘天寿自己不能来成都，便提出将作品寄来由张采芹负责全部展览事宜，张采芹满口应承。他冒着暑热四处奔走，帮助潘天寿成功举办了画展。

张采芹还是一个心地无私的人。1950年初，张采芹将四川美术社的财产移交给有关部门时，不仅将美协的所有财产全部交出，而且还搭进了自己的许多东西。据当时统计，他捐出的财产共有房舍10多间、家具286件、现大洋100多块。

最珍贵的当数明代大画家陈洪绶的精美山水册页等，以及张大千、徐悲鸿等现代名家的一大批珍贵书画精品，共计232件。这其中，有不少古书画是张采芹自己掏钱收藏的，但他以大局为重，将这批极其珍贵的书画作品，全部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在祠堂街走访时获悉，在当年四川美术社旧址不远处，正在紧锣密鼓地修建一座美术馆，预计年底会精彩亮相。那久违的艺术气息，又将会重新回到这条百年老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