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是一块古老的土地，拥有悠久的文明史。

先秦时期的四川，是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中心。据文献记载，巴蜀古国所在之地，为“人皇九囿”之一，巴蜀为“囿中之国”。至大禹，分九州，巴蜀属梁州。经过历代先公、先王的经营，巴与蜀逐渐成为长江上游两个强大的国家。

通过近百年考古工作，一个远比文献记载更为神奇的巴蜀王国逐渐显露尊容。在长达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文化，与川东、重庆峡江地区的巴文化交相辉映，最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巴蜀文化”，并与周边各族群交流互动，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

战国晚期，秦得巴蜀之富，有了统一全国的物质基础，巴蜀大地逐渐成为秦统一六国的坚实后方。此后，巴蜀文化逐步融入中华文明。

神秘王国

A MYSTERIOUS KINGDOM

文献中古蜀的起源，与传说中的黄帝、颛顼（zhuān xū）、大禹等英雄人物有关，在其文明初起时代，经蚕丛、柏濩（huò）、鱼凫三代蜀王，古蜀从酋邦社会演变为王国。

近百年的考古工作，勾勒出一个比历史记载更加真实的古蜀王国。作为古蜀文明典型代表的三星堆文化，特征鲜明，兼收并蓄，独树一帜。其后的金沙·十二桥文化，延续三星堆文化的信仰，以成都为核心，使王权逐渐取代了神权。这是古蜀王国最为辉煌的时代，其文化影响力东至鄂西，西抵石棉，北达汉中，南接黔东。

三星闪耀

铜人头像

商代（前1600-前1046年）

1986年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约商代晚期，三星堆文化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中心。以三星堆遗址二、三期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是古蜀文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它依托于农业的长足发展、手工业的巨大进步，构筑起一个雄踞西南的文明古国，其文化影响已达鄂西、汉中地区，并与中原、长江中游等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神秘而灿烂的三星堆文化，是我国古代区系文明的典型代表之一。

“竹瓦吉金”

《尚书·牧誓》中记载了蜀人出征参与“武王伐纣”的战争，揭示了古蜀国与周人的密切往来。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在四川彭县（今彭州市）竹瓦街先后两次发现的青铜窖藏，属于金沙·十二桥文化，共出土了40件精美青铜器，其中的青铜礼器带有强烈的西周文化烙印，见证了周人与古蜀国密切的文化联系。

从左至右：铜尊、“覃父癸”铜觯（zhì）、“牧正父己”铜觯（zhì）

象首耳卷体夔纹铜罍

羊首六涡纹铜罍

金沙溢彩

承续三星堆文化，古蜀文明进入金沙·十二桥文化时期。在已发现的十二桥文化聚落遗址中，金沙遗址以其宏大的规模、精美的文物备受关注。这里可能是西周时期古蜀王国的都邑所在，开启了古蜀文明的新篇章。初具都邑规模的金沙遗址也将成都的建城史提前到距今3000多年前。

兽面纹铜戈、铜戈

巴蜀辉映

THE SHINING BA AND SHU CULTURES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百家争鸣。巴、蜀在同中原和荆楚的往来中，发生了重要转折。

古蜀国在不断吸收中原、荆楚的礼乐文明后，将世俗王权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原有的神权文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曾经居于汉水上游的赫赫巴国，因不敌荆楚的扩张，最终南迁至川东、峡江地区，并成为当地各个土著族群的统治者，使巴文化迎来全盛时代。位于四川盆地东、西两地的巴与蜀，在并存中交融、发展，逐渐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巴蜀文化”。

蜀国瑰宝

水陆攻战纹铜壶

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

1965年四川省成都市百花潭中学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古蜀国为开明王朝统治，它凭借物茂粮丰的物质基础，在与秦、楚的武力较量和文化交流中，形成了重祭祀、精工艺、尚滋味、好文采的礼制与习俗。在成都平原的考古遗存中，不少具有中原、荆楚文化因素的器物与蜀文化器物并存；两湖地区也相继出土了不少巴蜀器物，它们是古蜀与中原、荆楚频繁互动的重要见证。

水陆攻战纹是我国东周时期在青铜器上的一种新的装饰工艺，画面构图丰富，人物形象洗练逼真，生动地展示了当时的战争场面，是美术史、战争史研究的重要题材，在考古研究中也极具价值。

左：铜甑（zèng）；

右上：铜勺；

右下：蟠螭纹尖底铜盒、铜鍪（móu）

“马家王气”

新都马家木椁墓，是迄今为止四川省内发现的战国时期规格最高的墓葬之一，墓内腰坑出土的188件青铜器，种类多达数十种，且大多数器型均5件为一组，体现了蜀人“尚五”的礼制。有学者认为其墓主人可能是古蜀开明王朝的某代国王。

“时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华阳国志·蜀志》

“五”，在蜀人的宗教意识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文献记载，开明氏庙有五色、民有五丁、墓有五冢……考古发掘中，竹瓦街一号窖藏集中出土五件铜罍（léi），马家木椁墓所出青铜器绝大多数五件为一组，说明“五”在蜀人意识形态中有着独特的内涵。

铜戈

带盖蟠虺纹铜浴缶

蟠螭纹铜鉴

牛鼠纹铜矛

平肩圆刃铜钺

“望丛祠”

开明帝，又称丛帝。望丛祠，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是为了纪念蜀王望帝杜宇、丛帝开明二帝修建的祀祠。据《郫县志》记载，望帝祀祠在灌县（今都江堰）二王庙，南朝时移建于郫（今郫都区），后与丛帝庙合并，成为合祀望、丛二帝的“望丛祠”。

巴国遗珍

巴国原是周王室分封的姬姓诸侯国之一。约春秋晚期，巴国不敌楚国扩张，从汉水上游迁徙到四川盆地东部和重庆、鄂西峡江地区，他们承袭了中原和荆楚的礼乐制度，成为这一地区土著族群的统治者。巴人民风敦厚、质直好义，善乐舞，信巫鬼，崇白虎。宣汉罗家坝、涪陵小田溪等遗址的考古发现，大致勾勒出了巴文化的发展脉络，展示了巴人多元的文化面貌。

虎钮錞（chún）于

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

1972年四川省涪陵县（今重庆市涪陵区）

小田溪墓葬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铜钲（zhēng）

铜甑（zèng）

铜俎

四环钮虎纹铜罍（léi）

巴蜀图符

战国时期，巴蜀青铜器和印章上，常出现各式各样的图形和符号，与平常所见装饰纹样有异。这些或抽象、或写实的纹样，极具地域特色，它们以不同的排列组合装饰于某件器物上，既有区别又联系紧密，因不能严格区分和释读，学者们将其统称为“巴蜀图符”。虽然考古学界对巴蜀图符的认识尚有争议，但它却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开巴蜀文化密码的一把钥匙。

辐射西南

位于我国大西南的横断山脉，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迁徙交流的通道。盛极一时的巴蜀文化曾以这里的山间谷地和河流为通道，对西南地区的土著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甚至借此辐射至云贵高原和东南亚北部。古文献记载，秦灭巴蜀后，蜀太子安阳王曾带领族人沿西南山地流亡至交趾（今越南北部），并建立了政权。

融入华夏

INTEGRATION WITH 

THE CHINESE CIVLIZATION

公元前316年，秦国南下，兼并巴蜀，结束了巴蜀古国雄踞西南的历史。巴蜀文化随着秦国军队向外扩散，逐渐融入统一的华夏文明之中。

在长达百年的岁月中，秦将巴蜀作为统一六国的战略后方而大力营造，兴修水利、重视农耕。秦国又先后将各国移民迁徙至此，带来新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加速了巴蜀文化融入华夏文明的步伐。成都平原在秦的经营下，逐渐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四川盆地也从此成为后世中央王朝经营西南的战略要地。

闭而不塞

巴蜀之地虽然“四塞”，然而“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在先秦时期已成为西南贸易的必经之地。四川盆地河流众多，多可通航，岷江和嘉陵江至长江的航路，横贯成都平原和川东地区，是巴蜀通往长江中下游的交通大动脉。秦巴山脉及横断山脉中的各条河谷，成为巴蜀先民走南闯北的交通要道，北与中原长久往来，南与西南各族保持着密切联系。

巴蜀归秦

战国晚期，巴蜀两国相攻，俱告急于秦。秦国内部在经过激烈争辩后，秦王决定经金牛道南下吞并巴蜀，并命张仪、司马错等人率兵，大破蜀军于葭萌关（今四川剑阁东北），杀蜀王，灭蜀。同年，秦军又灭巴国，虏巴王。巴蜀归秦后，秦得其美丽江山、丰饶物产，有其粮食、布帛、金银，极大增强了秦国实力，具备了统一天下基础，巴蜀文化也最终融入到统一的中华文明之中。

融通四方

刻有“成都”二字的战国铜矛

古蜀国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城市体系，并以此为依托与周边各地进行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交流。商至西周时期，古蜀人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中心都城，并在其周边建立起多个规模不一的中小型聚落。战国至秦，四川盆地相继出现了一批新兴城市，其城市体系初见端倪。

李冰治水

生活在成都平原的古蜀人，长期与洪水搏斗，积累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治水经验。秦灭蜀后，蜀守李冰总结蜀人历代治水经验，成功修筑起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洪水频发的成都平原逐渐变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泽被千秋万代。秦国也因据巴蜀粮仓而有了统一天下的物质条件，日益富强，最终建立起统一的国家。

铜钫（fāng）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虽然巴蜀古国所处地域相对封闭，但它以开放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汇集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的精粹，成为先秦时期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中心。这一古老的文明因其独特鲜明的文化特质而惊艳于世。

在长达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巴蜀文化先后与中原、荆楚、周秦等文化之间既有和平交往，又有战争对抗，对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统一国家的诞生等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东南亚等地区的文化交流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巴蜀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经济、文化、技术、军事等各个方面持续奉献着自身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