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青羊区，有一家驰名中外的文化老字号——“诗婢家”。

诗婢家

诗婢家肇端于1920年，由郑次清先生创办，最初设在字库街，后迁羊市街。“诗婢家”三字，其名源于《世说新语》中东汉大儒郑玄家婢女皆精通诗书之典故：据说，有一次一名婢女做事不称意，被郑玄罚跪在泥土中。不久，另一名婢女路过看见，问道：“胡为乎泥中？”被罚跪的婢女说：“薄言往诉，逢彼之怒。”两人一问一答，都是引用《诗经》中的句子，而且恰如其分。婢女如此，主人的渊博就可想而知，“郑家诗婢”由此成为一个著名的典故，诗婢家由此而得名。

“诗婢家”发展历程

自诞生以来，“诗婢家”一直与文化紧密相关。

“诗婢家”在羊市巷开店

1936年，郑次清先生之子郑伯英，接手经营“诗婢家”，除装裱之外，又增加了木刻水印、书画简册、文房四宝、彩色名笺等经营项目。诗婢家与当时人称“五老七贤”的曾奂如、方鹤斋、赵熙、尹仲锡、林山腴、刘豫波等关系密切。川内文化名人常在“诗婢家”小聚，品古鉴今、诗画唱和，使诗婢家成为当时文人雅集之地。

流沙河《诗婢家志略》

抗战时期，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黄君璧、丰子恺、谢无量等名家纷纷入蜀，“诗婢家”精致之装裱、精良之笔墨均受青睐，大师们皆倚重“诗婢家”，成为“诗婢家”的常客。此时的“诗婢家”逐渐开始成为巴蜀文化与全国文化交融发展的舞台，大师们纷纷将“诗婢家”与“荣宝斋”、“朵云轩”、“杨柳青”并提，并称为四大文化老字号。

1941年因日机轰炸成都，“诗婢家”被毁，后来重新开业。世称“晚清第一词人”的“蜀中五老七贤”之一赵熙善书，但素来不写店招，却破例为“诗婢家”题写了招牌，这成为赵熙平生唯一传世的招牌。

赵熙 题“诗婢家”店招

1949年后，“诗婢家”老店与国内知名书画家多有往来，为四川艺坛所作贡献颇多。1953年，店主郑伯英调往云南工作，“诗婢家”的业务也告结束。

1956年，原“诗婢家”和成都市字画装裱行业的艺人成立了文物水印合作社，恢复和发展了“诗婢家”原有的木刻套色诗笺。这些诗笺以当代著名书画家的作品为蓝本，精工镂刻、印制精良，深受广大爱好者好评。

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不少华侨归国，呼吁恢复诗婢家，在当时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下“诗婢家”于成都春熙路北段的黄金口岸恢复了招牌。

春熙路上的“诗婢家”

2002年，成都市政府为诗婢家公司在成都著名的文化旅游一条街——琴台路提供场所，公司投入巨资进行改造。

2004年“诗婢家”喜入“琴台故径”。

琴台路上的“诗婢家”

“诗婢家”的红色记忆

“诗婢家”第二代掌门人郑伯英早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成都早期的中共地下党员。1930年，他参加四川广汉起义，失败后回到成都开始接手“诗婢家”业务，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郑次青（左）、郑伯英（右）

抗日战争时期，社会名流的云集也让“诗婢家”成为掩护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地下联络点。当时党在成都秘密领导的许多革命活动，都是通过这个联络点开展接头联络、交换情和宣传党的政策的。

“诗婢家”与名家

郑伯英在铺子遇见流寓成都的佛山人黄君壁，主动将其接到家中安排食宿，让其变临摹为创作，安心作画并与他签订合同，通过报纸大力宣传“黄君璧山水画展”，开展时引起轰动，其画作根据尺寸明码标价，被收购一空。这不仅改变了黄君璧的生活条件，也造就了一代大家，后被聘为宋美龄的国画教师，成为与张大千、溥心畲并称的“渡海三杰”之一。

黄君璧

国画名家张大千与“诗婢家”也有很深的交情。张大千自1938年回川后，大部分时间隐居在青城山的清宫道观。张大千与“诗婢家”店主郑伯英是好友，他所有字画的装裱都是在“诗婢家”完成的。

张大千

1939年秋，江南沦陷于日寇之手，宣纸短缺。画家对纸张的需求本就很大，而张大千精力旺盛，笔耕不辍，在山上的近三年里耗纸量更是惊人。“诗婢家”郑伯英先生闻讯，便介绍大千先生赴四川夹江会同“槽槽户”（专业造纸的农户）改革原料配方，反复试制，设计纸帘、纸样，制出新夹江国画纸，四尺乘二尺、五尺乘二尺五寸两种规格。在纸的两端做云纹花边，纸上布有“蜀笺”和“大风堂造”字样的暗纹。张大千以五六倍于普通纸的价格，一次就订购了两万张。“大千书画纸”（1983年官方定名，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时传播开来，不仅纾解了书画家的燃眉之急，更令他们如虎添翼，视若拱璧。张大千的成功启发了郑伯英，他亲自设计，从描图到装版再到套印，层层把关，一举试印成功《诗婢家诗笺谱》。

《成都诗婢家诗笺谱》（《郑笺诗谱》）

马识途先生题联

“二千年汉代韵事犹传，是耶非耶彳亍当时琴台路；九十载蜀中文脉未断，灿矣烂矣睨睇今日诗婢家。”如今琴台路上的“诗婢家”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逐渐把业务扩展到文旅产品、美术馆、书画作品拍卖等多个领域，成为了一张成都的文化名片。蜀地千年，历史文脉不灭，百年“诗婢家”便是其最好最生动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