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38 - 青羊区志1991-2005

下，参谒过文殊寺方丈性观（明正）大和尚。继而经过了53天紧张忙碌的戒期，传戒圆满之日，传戒
大和尚面对上百名戒子，每人付给他们一套比丘必备的用品——袈裟、戒牒、钵、锡杖，戒子们至此
取得了比丘的身份，舍去了沙弥的名号。
宽霖圆戒之后，留在文殊院参学，早晚上堂过殿，每日读经坐禅，开始了另一段学习的生活。数
年之后，他年龄日长，由清扫众担任执事，先后担任过寺者、衣钵、知客等职务。他在文殊院前后十
年，奠定了佛学基础，娴熟了佛门仪轨；也使他由一个十几岁童子，发育成为一个壮实的青年。
民国20年（1931年），宽霖27岁，他向文殊院告假，出外行脚参访，朝礼天下名山大刹。他自重
庆买轮东下，抵达上海，转往宁波，在四明山观宗讲寺，入弘法研究社受学，聆听谛闲老和尚、宝静
法师讲天台教观。后来以成绩优良，宝静法师命他担任弘法研究社学监，及观宗讲寺堂主，他也依宝
静法师学习古典文学。3年之后，他又赴杭州参访，向摩尘、心慈、静修等法师求教法义。并曾到苏州
报国寺为印光老和尚礼座、及依德森法师修习净土法门。后来曾随侍宝静法师同去九江，登庐山礼远
公祖师道场，时值黄龙寺方丈圆寂，寺中两序大众推请他代理方丈。民国25年（1936年），重庆华严
寺方丈宗镜法师，一再函邀，请宽霖法师返回四川，到华严寺讲经。宽霖返回四川重庆，先后在华严
寺、三学精舍讲经，民国26年（1937年）回到成都，先后在昭觉寺、宝光寺、绵竹祥符寺、峨嵋山昆
卢殿等道场宣讲经论。由此道誉日着，缁素钦仰。民国33年（1944年），回到文殊院担任藏主，潜心
研读天藏经，并讲授佛学。三数年后，出任堂主并兼代知客。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宽霖法师仍驻锡文殊院，先后担任知客、监院等职务，协助老方丈道悟
禅师管理寺务。1953年，老方丈道悟为他传法授记，由他接受衣钵，出任文殊院主持。当时新中国成
立未久，不断的开展各种政治运动，如减租退押、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大炼钢、社会主义教育等，
使得全国的出家和尚都疲于奔命。1961、1962年，全国发生极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农村中饿死者不计

其数。灾害过后尚未恢复元气，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打倒“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下，全国的寺
院多受到破坏，出家人也多被赶出寺院，遣返原籍参加劳动改造。做为成都名刹文殊院方丈的宽霖法
师，首当其冲成为红卫兵斗争的对象。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红卫兵到了文殊院，对宽霖法师先后多
次的批斗、殴打、戴高帽、罚劳动，施予种种精神上的虐待。是时老和尚年逾花甲，他以佛家忍辱的精
神忍受种种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屈辱，但是他坚决不离开寺院。他困守在文殊院中，率领一些未
离开寺院的僧者，坚持护寺工作，尽量使文殊院的建筑设施，和所珍藏的历代文物减少损失。
1978年改革开放，落实宗教政策，寺院恢复活动，宽霖老法师被宗教部门重任为文殊院方丈，
负起清理和修缮文殊院的重任。经过数年努力，修缮工程告一段落后，文殊院恢复旧观，继而开始了
寺院弘法活。老和尚为法忘身，以八十余岁的高龄，为佛教的复兴，他席不暇暖，奔走各地，讲经弘
化。1986年，宽霖老法师又受命兼任云南省鸡足山晋山视事，以后并常去照应寺务。
1993年春，文殊院举行传戒，宽霖老法师任得戒和尚，遍能老法师任羯磨和尚，惟贤老法师任教
授和尚。在一个月的戒期中，宽霖老法师由于在文革期间两腿两脚受过伤，加上风湿严重，行动极不
方便。但传戒是佛门大事，他不敢稍有怠忽。他忍受着肉体上的痛苦，每天仍然坚持由侍者搀扶着升
座，为戒子讲开示、授戒、举行佛事等。他谆谆告诫授戒的青年戒子，要精进修学，管好寺庙，发心
主持正法。苦口婆心，真挚恳切，使听者无不感动。1990年代前后，他先后主持了文殊院、宝光寺、
祝圣寺等大寺院的首次传戒法会，戒子遍及四川云贵各地。
1980年以后，宽霖老法师除担任文殊院方丈外，还先后担任着成都市佛教协会秘书长、副会长、
名誉会长；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及成都市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
员、四川省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等职务。1999年6月8日，宽霖老法师世缘告尽，在成都文殊院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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